思爱 | 2009年10月4日
权利控制是一种套利方式
本文还讲述了：生活套利难、房地产套利等
各种形式的套利，包括外国企业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以及外国人对生活成本的套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学大厦是在几个基础性学说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凯恩斯的流动性理论等。其中，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个。他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一个更现代的表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经济实现了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不过，帕累托最优未必是社会愿意看到的。比如，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归一个人拥有，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但对社会而言却是一件坏事。理论上说，这个控制土地的人可以令每个人都努力工作，而仅仅给他们以勉强维生的工资，他自己则占有全部剩余。这就是市场调节虽有效，但革命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的原因所在。
革命最重要的诱因就是财富集中，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财富。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效率与公平间取得平衡，例如对收入进行必要的二次分配。但是，更多历史证据还是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所有试图过度束缚“看不见的手”的国家都失败了。例如苏联，其低效率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
套利常在
“看不见的手”的本质是市场竞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赚钱，都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竞争使价格趋近于成本，并使低效率的参与者出局。这一点在购物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购物者会在一条街上货比三家，这促使商家最终把价格降到商品成本、经营成本加利润边际（以收回投资成本）之和的水平上。在不同城市间，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存在价差，就会有人把它从价格低的城市贩卖到价格高的城市。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套利。在这个例子中，套利活动的有效性以两地间的运输成本为限，直到两地间的价差小于运输成本为止。
运输成本是市场竞争中的主要“摩擦力”。马可波罗用了数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来到中国。在那个时代，西方世界丝绸、香料的价格是东方的50到100倍。尽管这刺激了很多商人冒险来到东方，但在现代航运业兴起之前，这种贸易的数量不足以使其抹平东西方的价差。二战后，世界运输业最重大的发明是集装箱化。这并非什么新技术，而是将世界范围内集装箱的规格标准化，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使远洋运输的成本大大下降。
更有趣的是，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北极冰层不断融化，使得经过北极的商业航线成为可能，这样从东亚到欧洲的航线距离将大大缩短，甚至巴拿马运河也会成为多余。实际上，今天的运输成本已经很低了。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这就是T恤价格在这两个城市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在。
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取决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例如，证券市场指数期货的价格可能会与现货市场的价格背离，反应快的交易者会在两个市场间套利。这种交易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当然，这种机会吸引了很多人，使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差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套利活动的利润最终会趋向于零。比如，汇丰银行的股票在香港、伦敦和纽约都挂牌交易，股价经常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对此进行套利，但这要求交易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买入、转移、再卖出的操作，才能实现利润。在实际中，这是很难做到的。操作本身需要成本，各地价格的相对高低也可能转换，所以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可能不同，并且能持续相当长时间。
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动出现在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出口在2007年可能增至1.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40％。出口增长给GDP增长带来的直接贡献可达4个百分点；间接地，出口会刺激银行储蓄的增长，因此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
出口的繁荣是生产从高成本国家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拥有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来获利。当然，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竞争，他们的利润率最终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国家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工人是最终的受益者。中国已经成为轻工业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而且我认为，这一套利过程会进一步把像汽车零件这样的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在十年内，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将从现在的2000美元上升到4000美元－5000美元。
生活成本套利难
以上谈到的几种套利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下面我想讨论的生活成本套利则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而它可能给中国及其邻居带来深远的影响。长久以来，很多著名的出版物，如《经济学人》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进行排名。最近的调查显示，挪威的奥斯陆是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而韩国的首尔是亚洲最贵的。这样的调查通常选取一篮子消费价格进行比较，包括房租、日用品、教育、餐饮等等。当然，由于不同地方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同，这种比较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
对生活成本进行套利是很难的。即使苏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苏州去买日用品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苏州的汽车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为可能，因为运输成本相对价差显得很小。英国人现在会到纽约去购物，因为英镑兑美元的比价已经从十年前的1∶1升到2∶1。
汇率经常受到贸易平衡和资本流动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英镑的上扬与从俄罗斯和中东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关系。尽管一些英国人到纽约去采购，但这对资本流出的影响不足以抵消那些俄罗斯大亨们给英国带来的资本流入。不过，来自俄罗斯的资本流入是暂时的，但英国人到美国的采购却会持续下去。最终，这种因素会促使英镑贬值。
尽管购物之旅可以被看作是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种形式，但终极的套利方式还是人们从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资也高，因此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这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和客户不在乎你住在哪里的人是可行的。有些基金经理也在加入这一队伍。比如巴菲特把家安在内布拉斯加州，因为他长线持股，不用每天都关注市场。有些经理却不得不住在纽约、伦敦、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以便及时了解每一个可能影响市场的传言。对多数人而言，搬到低成本的地方意味着只能拿到更少的工资，这使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打算。
不动产价格的差异是一道更难逾越的障碍。1989年夏天，我在东京工作，当时那里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我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着一座非常小的独栋房子，与旁边的房子挨得很紧，大约有120平方米。朋友告诉我，房子价值600万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万美元，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都超过6％；也就是说，不动产的价格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50倍，而房屋价值的利息收入是他们家庭年收入的3倍。我提醒他们可以卖掉房子，用收益购买美国国债，这可以让他们在美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然后等房地产价格下跌后再搬回来。但我的朋友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我们日本人不这么做”。
正是因为日本人不曾打算套利，资金不断涌入楼市，却鲜有人获利撤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才被吹得如此之大。像纽约、香港这样交易文化发达的城市，其房地产泡沫永远不可能像当时东京那样严重。1997年香港楼市大跌时，其泡沫水平不过东京的一半。
中国的动力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愿意，但利用房地产进行生活成本套利者大有人在。很多台湾人退休后搬到上海。五年前，台北房价大约是上海的3倍。一个退休者卖掉台北的房子，可以在上海买到差不多大的房子，还留下一笔储蓄。对于那些籍贯本来就在上海的台湾人来说，套利就更可行了。
不过现在，这一套利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两地房价相差无几。当然，这种套利对于武汉这样更便宜的城市还是可能的。有人会说，从文化归属感的角度讲，这种套利对海外华人可能比较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人就困难得多。这的确有道理，不过也有例外。我注意到，很多韩国人就因为套利而搬到了中国。
韩国正经历着房地产泡沫。首尔的房价大约是上海的2.5倍。不过，房地产的价格总是很难比较，任何比较都含有主观性。我想讲讲我自己的观察。一套坐落在市中心的150平方米的公寓，在上海大约值350万元人民币，在青岛值180万元，在烟台100万元，在首尔却要900万元。如果一个韩国人卖掉他在首尔的房子，把家搬到烟台，他的下半生靠省下的那800万元，大可以衣食无忧。当然，你会说烟台的生活是不同的，很多韩国人会不习惯。但事实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韩国人搬到那里了。
当地人告诉我，大约有2万韩国人居住在烟台。我觉得有些夸张了，不过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小。在烟台、威海、青岛，很多小企业都是韩国人开的。假以时日，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口都可能移民到山东。韩国有5000万人，其中5％来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将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这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房价或地价进行套利。在初期，这种移民会使本国消费下降，本国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也随之下降，从而刺激房价进一步上行，也进一步鼓励了向外移民的套利活动。但最终，削弱的住房需求会抵消低利率对房价的刺激作用，不动产价格会下跌，使移民套利活动不再活跃。现在看来，台湾已经到达了这一阶段。而韩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韩国人还有机会从中受益。
对中国而言，这种移民的迁入带来资本、技术和购买力。台湾人正成为上海消费和住房市场上的重要购买力，韩国人在山东半岛上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这种套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高，如果工作机会可转移到相对欠发达的地方，住在高成本地方的居民就会想移民到低成本的地方。这种套利将持续到两地的生活成本差异不再显著为止。
如果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这样的套利活动轻易实现，那么，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进行套利呢？原因在于，很多国家是不欢迎移民的。比如日本和韩国，它们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利用本国人力资源，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来实现的，这些企业通过出口给国家带来了财富。日本和韩国不大可能会欢迎大批的外国企业。西方国家则通常会欢迎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为他们可以从事本地居民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我想不出哪个国家是欢迎外国人大量移民并进入当地社会的较高阶层的。
相对而言，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接纳外国人。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外国的态度很务实，民族主义色彩并不浓，这与很多国家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中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套利活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对于中国及其周边经济体，也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思爱 | 2008年03月12日
1、什么是经济发展？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刚开始这种钞票可以随时得兑换金银。大家都很放心，因为钞票就是金银。可是岛上金银的产量太小，当人们的交换活动更加频繁时，钞票不够用了，只能暂停交换。暂停交换的后果就是大家不生产别人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虽然别人用，但交换不出去，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减速了。
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家钱庄，这个钱庄是大家的，由钱庄来发行钞票，印出的钞票借给想用钱的人，然后这个人有钱了再还给钱庄。于是银行就出现了。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后来人们的交换活动更频繁了，一家钱庄太少了，于是出现了很多钱庄，总要有个管钱庄的吧，于是指定一家钱庄管理其他钱庄，并且钞票只能由这家钱庄印刷，然后通过其他钱庄借给用钱的人，中央银行就这么也出现了。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于是就到处划船跑，发现了另一个岛屿，那上面也有人，也有钞票，也像自己岛上这么活动。但自己岛上生产的东西多，那个岛上生产的东西少，1元钱在自己的岛上能买1斤大米，那个岛上的一元钱只能买半斤大米，于是另外岛上的钱来这个岛上买东西时只能2元换1元才行。于是汇率出现了。算好汇率后，他们开始互相买卖东西到对方岛上，这就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使交换活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3、什么是通货膨胀？
由于岛上生产的产品太多了，以至于没法准确估计到底该发行多少钞票，发行多了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产品可买，产品就开始涨价，发行少了呢就开始降价，为了保证价格稳定，央行要求各钱庄要把一部分钱放在央行里面用来调节产品的价格，根据价格情况多放和少放。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可是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海边捡了一颗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
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卖石子的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越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的钱多，产品价格还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当持有石子的人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 万来，怎么办，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架了岛上的经济。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使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如果房价下降，等于把那颗石子投进了海里，那么多印出来的钱会使中国产品价格飞涨，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看似房价与石子毫无相干，可是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价格和价值严重的背离。实际上房地产的崩盘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为什么政府迟迟没有把房价降下来，不是降不下来，如果真想降房价，只需要一道政令，房地产价格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可是后果谁能承担，严重通货膨胀谁来负责？
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是无可置疑的，是客观实在的，没有人能改变。
不管谁是执政党，廉洁也好，贪污也好，都希望社会和谐，可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可更棘手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如果降房价，面对的是马上的通货膨胀，可不降房价，那么面对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去何从？
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稳定房价，然后在社会产品增加时，减少货币的投放量，加上其他政策如加息、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缩小信贷规模等辅助手段，来使中国经济软着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政令也是这个逻辑。不信的话，可以查阅一下近年来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业的措施。
可是为什么房价不稳定而且更加的疯长呢？难道是开发商与政府在博弈吗？告诉你在中国没有人能和党叫板，几个肚子大点的开发商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实际上是幕后的另一只黑手在和中国政府博弈，这支黑手就是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黑手。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使房价上涨的动力很多，房价上涨对其有利的人就是动力之一，比如：为了GDP和个人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赚钱的开发商、炒房族、以至于买了房的所谓“房奴”都是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可是最大的原动力不是这些，是外资，是美国的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各大财团。
开发商作为商人，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各行各业都有商人，难道想赚就有吗？那除非是神话。房地产业的开发商也一样，不是他们想赚多少就有多少的。根据价值规律，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时，会有一种趋向正常价格回归的力量钳制价格的上涨，可是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规律似乎不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一个参考范围的原因，如果以中国经济本身而言确实打破了这个规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有一股力量在维持着房地产业的价格，即托市，那么谁在托市呢？
谁能在房地产业失控能得到巨额利润的人就是托市的人。
讨论这个问题前，现看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近几年迅速由1、2千亿突破万亿，并且还在迅速的增长，难道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挣来的吗？这个不需要证明，看中国的GDP增幅就知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GDP的增幅。显然不是挣来的，那么除了挣来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所谓的“国际热钱”的涌入，而国际热钱的涌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取得高额的回报。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一下子哪有这么多人民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印钞机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这笔钱用来托住已是烫手山芋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拼命的投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价格因背离价值而向下波动时，通过托市再把它抬高，反复如此，给人的表象就是房产价格决没有偏离价值。导致房价越涨越高。
而开发商呢，他们一到房子将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有人出高价买下来，他们怎么会降价，如果没有这部分资金在运作，别说是开发商联盟，就是全国只有一个开发商，价格也会降下来，没有人买了，难道等房子发霉吗？
那么外资持有这么多高价房产做什么？不怕砸到手里吗？
不怕！为什么呢？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冤大头在最底下接着呢，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一流的流通性，近年来没有看到任何萎缩的迹象，放了贷款就盈利，为什么不贷款呢？没有理由不放贷款。
加之中国老百姓买房的心情，外资可以轻易的把高价房转嫁到中国的银行和消费者身上，连炒房的农民都能赚到一杯羹，职业的外资会赔钱吗？
那么房价一直涨下去，会怎样呢？请看下一节：“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在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密集的几十道金牌的调控下，房价还是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不止。暂且不论何时能停止上涨的势头，毕竟房价在目前还是上涨的，所以我们就看看房价上涨不止会带来什么。
首先：由于GDP上涨，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上文说的“保持产品交换的继续”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即开动印钞机。只要房地产这个石子还没有投入到大海里去，还有一定的流通性，那么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发生。
其次：开发商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赚取巨大的利润。
再次：能看到的是，炒房族会赚钱、所谓的买房的“房奴”会增值。
都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亏了呢？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有炒股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投资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那么套用到房地产上，就是买房自住的人，现在看似增值，那是镜中月、水中花，你不变现就不是你的。再有就是当价格完全回归真实价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真实价值一下，被高价房套住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
为什么说开发商也有赔钱呢？大家知道商人的本性是赚钱，赚取利润。如果一个商人投机一次就永远都不做这个生意了，他是赚钱了，可他不是商人，这种商业行为没有意义。由于商人的本性，所以赚来的钱会继续扩大再生产，在能赚钱的领域不断的加大投资。这个道理从生活中就可看出来，越是做大生意的人总喊没钱，因为要更大的流动资金来维持其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所以一旦房价回归真实的价值之时，就是有一大批开发商崩溃之日。这个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任何行为为转移的。如果现在有开发商逃离房地产业的角斗场，那么跑得慢的就是最后的输家。如果都不跑，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拿到接力棒的就是接盘者。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看谁的运气好而已。
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开发商赔钱的迹象，有的是开发商不断的赚钱，老百姓送钱都来不及。只是因为目前房价还在上涨，房产还在不断的流动。
一个巨大的问题来了，这样不断上涨的房价何时是个头啊，请看下一节：“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是不是冷战结束就代表着人类的和平得以实现呢？“一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能掩盖帝国主义噬血的本质吗？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对的，但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人们的伎俩罢了，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
国际财团通过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使人民币加大发行量，然后通过房地产炒作，把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无限制的提高，GDP的增长又一次使人民币的发行量被迫提高。国际财团心黑手狠，双管齐下，目的就是使中国经济热到烫手，热到让每个中国人为之疯狂。
我们暂不去关心这个过程，我们放眼未来，看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换句话说财团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财团们最乐见的结果。先做个假设，比如国际热钱在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领域里上演最后的疯狂后，然后把房产成功解套全部变现，如果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美国预期最高时，汇率是热钱逃离时需要相乘的那个倍数，会发生什么谁都能想到，所有热钱会一夜之间全部兑换美元逃离。财团们会赚得沟满壕平，中国市场上除了钱就是钱，能遮住天的大把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噩梦。
这是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财团最乐见的结果。近期美国不断的通过政治、贸易等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迟迟不升值或小范围的升值，远远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这是在出口处的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顺便提一句，如果真的这个升值预期达到了，中国楼市将重演日本上世纪90年代崩盘的历史。只是那时中国经济也会像日本一样进入一个连续低迷不振的不归路。
在这种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上，政府会坐视不管吗？就算是退一步来讲，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资本运作同时也极大侵犯了政府的利益，也会拼命反搏的。
那么中国政府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这一“经济危机”呢？请看下一节：“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我一直相信：物极必反，中庸，是老祖宗留给后人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
既然是中国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从“绑架”说起。何为“绑架”，应该是相对弱的一方，拿着相对强的一方的“要害”，使相对强的一方即便有能力对付弱的一方，但碍于投鼠忌器，无力可施。
我们先来看看绑架双方的阵容和各自手上的筹码。房地产业的主体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算一方，它绑架的要害是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是谁的要害呢？是中国人民的要害，代表中国人民的，目前只能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算一方。外资呢？它是煽风点火者，划到开发商一方。中国政府一方有公权力，可以通过税收、财政、经济政策、行政手段对开发商阵营施力，开发商阵营通过源源不断的后备资金来绑架中国经济，且不断的提高赎金。
问题已经摆在这里，怎么办呢？冲上去一枪击毙，那歹徒非撕票不可，太极端不可行。所以有为政府开出药方，只要实现了某某一条既可降低房价的主意，就犹如这一枪击毙一样是不可行的。我们想象如何解救绑架事件的，首先要稳定住对方的情绪，再一步步地靠近，但这种靠近虽会引起歹徒的敌意，但不会导致他撕票，然后再进一步稳定情绪，再靠近，然后条件成熟时，再稳准狠，即保证人质的安全，又要保证歹徒一举拿下。这才是真正的营救。
所以中庸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极端、盲目、冒进是要不得的。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绑架问题，就要围绕问题的关键部分一步步地施加反作用力，然后一举成功，才是正道。
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汇率，中国政府会严把汇率关，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决不会过快升值，但会小幅升值，就是要稳定对方的情绪，如果一点不升，对方会狗急跳墙，如果升的过快，是给自己掘墓，所以为什么中国汇率升幅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看看美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个绑匪是多么的贴切，我要一瓶果汁，为什么拿来半瓶水。可又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还能暂时解渴。
第二个关键是限制资产流动性，既然房地产能绑架中国经济，说明它举足轻重，限制房产的流通性，就可以限制资产的流动性，注意这里是两个概念，“资产流动性”和“房产流通性”。两者完全不同，但又息息相关。房产流通性减弱，资产流动性减弱，那么需要印刷的人民币就减少。就像那个石子，不流通马上通胀，不涨价流通没问题，可是行不通，外资也不同意。既然是不断的上涨价格，只能一步步地限制房产流通，只要房产流通性少一点，通胀就会显现一点，然后再通过上调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柔性政策来调整一点，用柳叶棉丝掌来化解泰森的一记重拳，以绵柔克强刚、化千钧于无形，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策略（这好像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我们从官方媒体就能看到相关的消息，楼市签约率在下降，即流通性在下降，然后物价开始有所涨幅，如猪肉等副食产品，但央行马上上调准备金率和加息，来稳定物价。不知各位看官是否也看出些端倪。可预期的是，到完全化解危机之前，会不断地加息和调高准备金率，同时房产流通性会越来越弱，这个预言是否准确可在以后的央行政策上验证。等完全消除了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就是房地产价格回归真实价值之时。
不管你看到没看到，这已是最后的疯狂，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这场博弈以外资胜利而告终，那么中国经济将步日本90年代持续下滑的深渊，由于外资撤走，房市赖以生存的支柱坍塌，房价会一落千丈，可到时候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老百姓都将承受经济下滑之苦，持有的货币迅速贬值，即便房价落下，也不一定买的起。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可接受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如果外资以失败而告终，即在汇率上把住出口，让房价回归真实价值，把外资同样套在中国，这才是胜利的前提。那么以美国财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噬血者必将疯狂报复，会在投资、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们今天人民币升值没有达到美国预期，已经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受打压，进而引起了众多的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投资、出口领域遭到报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别忘了还有一套马车是“消费”，房价下降后，如果你是爱国者，请现在保护好你的钱包，到时千万别羞羞答答，要果断地出手买房，中国经济会在消费领域异军突起，继续独占世界经济引擎的鳌头。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思爱 | 2008年03月9日
（50人论坛·北京）10月末，央行9年来首次加息。许多人预计，这是中国新一轮加息的起点，央行今后还会有多次加息动作，那么应得怎样看待中国未来的利率走势呢？ 首先应当看到，自去年以来为了控制宏观需求，央行使用的货币调控手段始终是提高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之所以没有动用利率手段主要是为了减轻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冲击，因为人民币利率与美元有较大利差，而中国自90年代以来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今年前9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还不到100亿美元，吸收的外资也不到500亿美元，可是外汇储备却增加了1113亿美元，即大约有600亿美元的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去年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连续两年，已有大约15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中国。这些钱流入中国，既可以享受高出美元的利率，又可以享受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汇率贴水，还可以通过溶入中国的经济活动例如房地产等领域，享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收益，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有赚无赔，因此滚滚而来。由于在中国现行外汇管理制度下，流入中国的外汇必须由中国央行用基础货币收购，利率越高，国际“热钱”来的越多，基础货币的投放就得增加，实际是在被迫增加中国的货币供给，所以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的加息行动，在国内外货币市场连通的情况下，却反而变成了中国央行增加货币供给的行为，这就是自去年以来央行宁肯采用其他手段控制货币需求而迟迟不肯加息的原因。 自今年6月28日，美联储已经四次加息，把美元的基础利率从1%提高到2%，已略高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水平。美联储加息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支持美元的地位，吸引国际资本更多流入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的贸易、财政“双赤字”都在不断扩大，引起国际投资人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日益恐慌，加息并没有达到提振美元汇率的目的，反而导致国际资本更大规模的抽逃，这表现为自7月以来美元对国际一系列主要货币的大幅度下跌，到12月8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上升到1：1.3470。从美国流出的国际资本，一部分流到欧洲，也有相当多的部分流入亚洲，这导致了亚洲各经济体的货币和股市不断攀升，例如，香港9月份的资金净流入额高达100亿港元，10月份继续净流入60亿港元，最近香港恒生指数上穿14000点,创下近4年来新高，上涨8.24%。而韩国股指11月份猛涨12.30%、印度股指涨11.55%、台湾股指11月涨幅6.53%、新加坡股指涨5.33%。 同时,亚洲货币继续升值,11月份台币升值4.15%,韩元升值6.97%,新加坡元与印度卢比均升值2.2左右，日元升值则超过7%。 过去一向是美国加息，全球都跟着加息，但是此次美联储四次加息，日元与欧元都不为所动，继续维持原利率，而在美联储第四次加息的第二天，香港和韩国竟反其道而行之，决定减息，就是为了减少国际资本流入对本币升值的压力。独有中国央行跟随美联储的加息步伐，进行了9年来的首次加息，使基本利率水平再次高出美国，这样就会使国际资本对美元以外其他主要货币的冲击力，都集中到人民币上，可以预计，今后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会更加猛烈，因此中国央行的加息举动，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中国经济目前仍然面临需求膨胀的潜在压力，需要用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继续巩固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成果，但加息并不一定是好办法，因为此次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需求膨胀，而目前投资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重工业建设项目的特点是投资周期都比较长，平均投资周期在5年左右，因此起始于2003年的投资周期，要到2007年才会越过峰值。加息的确会加大投资成本，会使投资人在新上项目时考虑投资成本的增加而抑制一部分新上项目，但是对已经上马的项目加息的作用就小得多，因为对比加息所造成的投资成本上升，停掉已经上马的项目损失会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自去年实施货币紧缩以来，我们只能看到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的较明显下降，而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及其在全部贷款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较大上升趋势。因此企图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抑制投资需求，效果会很差。 在2004年10月末加息后，对需求抑制明显的是消费，这从在宣布加息后各银行储蓄所门前排起的存款人队伍就可以看到，目前还没有公布11月份的金融运行情况，公布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升的数字。中国的消费需求长期以来就不活跃，提高消费率，使投资与消费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由于再过3年，本次投资高峰就会形成大规模产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需要准备从投资需求拉动转入消费需求拉动，而持续加息恰恰会抑制这种转变，这也是不应继续加息，甚至应转入减息的原因。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下，加息不是中国经济的正确选择，但这不是说中国不应抑制货币需求，以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巩固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成果，央行可以考虑继续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办法，甚至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不应继续加息。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思爱 | 2008年03月9日
2001年07月09日
过去的2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6%，这一速度水平，也使中国成为同期内世界各国中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国民总储蓄率显著上升。在80年代，中国的总储蓄率平均为37%，90年代以来已经上升到42%，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这一储蓄水平，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二。其次是出现了在工业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在80年代末期，重工业的比重还不到50%，而目前已接近60%。储蓄率上升和重工业比重上升，都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的标志，按照日本和“亚洲四小”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中国有可能再过20年就能步入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的时候，总是会发生能源结构的改变，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扩张具有逐步加快趋势，就是通常所说的“起飞”。而重工业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是轻工业的四倍，所以在工业化中、后期，由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工业部门能源消耗的比重就会上升，甚至带来能源消耗增长速度的加快。在中国，1985年工业部门消耗的能源约占全部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二，目前则上升到70%以上，即已上升了5个百分点。 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工业化中、后期能源方面的结构变化，不仅有产业部门间能源消费比重的变化，也有能源消费方式的结构变化，主要是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对热值高、污染少的石油消费需求迅速上升。日本在工业化中、后期石油消费的增长，大约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人均消费的石油，从50年代中期的500公斤增长到70年代中期的2吨，由此使石油消费在全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从50年代的20%上升到50%以上，而在目前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石油消费所占的比重都在超过了40%。 从能源资源条件看，中国是以煤为主的国家，石油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2%，大大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的7%和人口比重的20%，所以石油的长期供应并不乐观。过去十年中国由于出现了重工业主导增长的趋势，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同其他进入工业化起飞的国家一样，出现了逐步上升趋势，从1990年16.6%上升到2000年的23.6%，上升了7个百分点。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已经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成石油净进口国，2000年的净进口量已达7000万吨，如果按近5年的净进口增长速度推算，5年后中国的石油净进口就将突破5亿吨。 但是要使中国的石油消费比重继续上升看来有很多难题。首先，目前世界上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有7亿，而中国目前的人口已接近13亿，中国加入工业化国家行列，将几乎使世界的工业化人口增长近1倍，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费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可能需要28亿吨原油，而中国自己所能生产的部分很可能还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亿吨，其中可以提供出口只有15亿吨左右，即使全部给中国也不够，实际上也不可能全部给中国。其次当然还有运输方面的问题。国际石油主要出口地区是中东，以10万吨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是否可以通畅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 但是不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换也将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燃烧煤炭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工业化的发展要依托城市，而城市的发展要依托平原。在中国，平原面积只有12%，而且90%的平原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国是人口大国，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不可能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那样依赖国际市场，需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持相当多平原作为农田，因此在极为有限的平原面积上布局城市和发展工业，必然造成高度集中的环境污染，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在沿海平原工业密集区域内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中国工业在沿海密集的程度可能只有日本可以相比，但日本是岛国，而且地形狭长，大气污染可以很快被海洋气流净化。而中国的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沿海平原地区的大气环流主要受东南海洋季风的控制，海风从东向西吹来，遇到逐步上升的地势阻碍，净化空气的能力远不可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目前刚刚出现加速势头，大气污染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如果工业继续在沿海密集，煤炭燃烧继续增加，后果不可想象。 因此，改善中国能源结构的要求就显得特别迫切，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发展水电、核电和煤的净化燃烧技术将成为中国完成工业化的必然选择。目前发展这些技术有些成本还比较高，但是随着中国对石油进口需求的增加，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必然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发展新能源就有了经济合理性，还有保护环境的要求，也会推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所以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走在世界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前列的国家，并形成巨大的市场和产业规模，中国政府也应制定相关的长期政策，加以引导和鼓励。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思爱 | 2008年03月9日
注: 这是一篇很老的文章，但还是值得一看：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 建
内容提要
1998年9月以来，政府启动经济的政策初见成效，但以8月份纽约股市暴跌为标志，国际经济中显露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1999年的中国经济而言，还不能肯定说可以继续保持上扬的趋势，原因就在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严重衰退。
国际经济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首先是由于欧元启动的准备过程打破了国际资本市场和汇率结构的稳定，导致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泡沫经济的泛滥，继之是在启动之后将结束美元垄断的历史地位，并由此诱发资本外流和美元与美国经济的衰退。
美国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还来自于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峰后，股市出现暴跌和大批对冲基金破产。据估计，对美国对冲基金所拥有的资本金仅相当于他们所从事的证券交易的3％，最低的还不到1％，就是说证券市场下跌3％，对冲基金就会血本无归。但他们还以很高的杠杆比率向银行透支，估计可能会牵连出现7千亿美元左右的银行坏账。按照国际银行“巴塞尔”协定，国际银行体系将被迫减少7万亿美元的贷款，这将相当于国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
此外，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国际银行体系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巴西等国的贷款有近1万亿美元，估计其中的15％也难以收回，亦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的信贷收缩7％左右。二者合计，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紊乱，将可能导致信贷紧缩40％。从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到1998年，日本的信贷紧缩还未超过5％，已经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美国的信贷紧缩程度也仅有20％，已经使其经济萎缩了40％，如果此次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会造成40％的信贷紧缩，即将来临的国际经济萧条，其严重程度岂非要超过上一次世界性大危机？
如果美国经济发生严重萧条，欧洲和日本都会受到深度牵连，经济的外向程度极高的亚洲更深难逃此劫。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亚洲各国，唯一的增长支撑是靠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拉动出口，但是随着欧元的启动导致美元疲软和美国资本外流，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失去了支撑条件，并由此发生严重萧条，出口就会显著下滑，从而加重原有的危机。
说到底目前酝酿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制度危机。1995年由于日本金融体系接近崩溃，曾扬言要用抛售美国国债来解决，一度引起国际社会的恐慌，并引发了对改造国际金融体制的讨论，但当年的七国首脑会议却作出了发达国家联合降息的决定。事实证明，降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金融制度中的危机在其后愈演愈烈，目前已经威胁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领域。1998年末，发达国家再此联合降息，希望以此来应付即将爆发的危机，但只能是拖延，不可能消弥，并且越向后拖，爆发的程度就会越剧烈。
1998年中国政府以极大的力度启动经济，但却出现“启而不动”，重要的原因是出口需求极度萎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扩张国内需求的努力。1998年中国贸易结构的地域特征是对亚洲国家大幅度下滑，而对美欧出口增长显著，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增长显著。如果1999年美国经济发生严重萧条，即使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一半，也要影响我国出口下降14％，相等于使我国总需求萎缩3个百分点以上。如此，就需要我们在扩张国内需求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出现“启而不动”的局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国家财政为主的投资过度集中于基础产业，这至多只能带动占工业生产15％的钢铁、原材料和一小部分加工业增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重点应该集中在电子、机械和化学等重加工业，政府虽然不应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但应用经济杠杆加以引导和调节。此外，为应付由国际经济严重动荡所引发国际社会中不安定因素，应当加强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而国防工业也是重加工业，并应由政府进行投资。
我们并不希望出现国际经济的恶性波动，但是必须从出现最坏的情况作准备。一旦出现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不衰退，将对亚洲及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并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正文
由于中国政府一系列启动经济政策的实施，从1998年9月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反弹，许多人因此预言，中国将再次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自8月份俄罗斯危机以来，以美国股市暴跌和美元走软为标志，国际经济中正在显露出一些新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这些不稳定因素，实际是自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国际金融与经济中不稳定因素的延续与发展，进一步演变则极有可能引发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全球性经济大萧条。所以，1999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于今年的增长势头，乃至进入新的经济繁荣期，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国内需求政策，而是取决于国际经济的走势。这就决定了我们如果不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作准备，就有可能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
一
国际经济中蕴含着的巨大危机，来自于国际资本与金融结构的稳定已经被破坏，破坏的力量首先是来自欧元的启动。是欧元统一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资本和汇率结构的稳定，引起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资本的巨大流动，并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详论见1998年6月8日香港《信报》和中国《战略与管理》杂志1998年第4期署名文章）。
欧元统一导致大量货币财富涌入美国，是创造近年来美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欧洲金融财富转向美元不是为了进行长期投资，而是为了寻求逃避货币统一的风险，所以多以流动性强的股票、债券等方式持有，这样就使美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资金突然极为充裕，并在1995年以来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迅速形成巨大的投机性泡沫。1995年初美国道琼斯指数还刚刚超过3000点，而到1998年7月中旬已达9337.97点，不到四年间的升值幅度高达288％，这样的升幅只有1929～1933年大危机前道指的升值幅度可比。目前美国经济的通胀率虽然很低，但资产价值的膨胀率却超过了大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这种情况极类似于日本在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情形。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情况与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打击的5个危机国家相似，即当经常项下出现巨大逆差的时候，资本项下却有巨大顺差，推动美元不断升值，达到9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使美元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背离的程度越来越严重。199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660亿美元，为9年来最高，预计今年将达到23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记录。
美国经济的繁荣实质是大量外资流入所导致的经济泡沫，1998年以来，这个泡沫已经膨胀到了顶点。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还维持了5·5％的增长，二季度就已跌到1·8％，三季度虽又回升到3·3％，但增长的内容已发生了本质变化。如果说自1995年至今年二季度之前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有产业的增长作为支撑，那么自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就几乎完全为泡沫经济所支撑。根据美国联储和商务部提供的数据，美国的工业产出9月份下降了0·5％，10月份又下降了0·1％。10月份大宗商品的订单下降了1·7％，其中工业设备下降了8·4％，非国防资本物品下降了7·2％。这些情况都说明，美国的物质生产增长已经停滞，三季度以来之所以还能保持增长，主要是消费需求仍在扩张。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为4·1％，在三季度GDP增长率3·3个百分点中占2·78个百分点，即占近85％。但是9月份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已经下降到－0·2％，是1959年以来的最低点。导致家庭储蓄率出现负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消费者信贷猛增。美联储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消费者信贷激增84亿美元，折合年率为7·9％，这也是消费信贷连续第10个月的增长。但美国消费支出增加并不是因为消费者对个人未来的工资收入的前景看好，美国9月份个人税前收入仅微增0·2％，这是自1994年11月以来最小的月度增幅。10月份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机会为11·6万个，远低于一般所估计的18万个，是7个月以来就业机会最低的月份。进入12月以来则不断传出大蓝筹公司利润下降和大规模辞退员工的消息。美国消费支出继续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居民目前对证券市场的前景仍有信心。但是股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大量外资流入所形成的资产泡沫上，因此一旦外资外流，泡沫经济就会破灭，繁荣就会转向萧条。而外资何时会出现大规模外流，则取决于欧元启动后前景何时会明朗。如果可以明显看出欧元的走向是趋于坚挺，1995年以来所形成的巨大国际货币环流就会发生逆转，从而导致美元的急剧贬值和美国经济的严重萧条。
从欧元启动后的前景看，基本趋势是趋于坚挺，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又经过统一货币过程中对财政金融关系的整顿，目前的内部机制与运行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欧元启动之后使建立欧洲经货联盟的构想第一次得以真正实现，使欧盟各国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因此在货币统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统一的效应将会逐步释放，从而形成经济的繁荣和欧元的强势，从而引导国际资本在大西洋两岸重新分配，并导致美元与美国经济的衰落。从时间段看，欧元将于1999年初启动，到2002年7月，随着各国货币最后退出流通而完成统一过程，历时3年半时间。我个人认为，在欧元启动初期，其欧元坚挺的走势就会被看得很清楚，而国际货币流向的大转换，也就可能出现在这一时间。一个例证是，往次海湾危机总是导致财富向美国流动，并导致美元坚挺，而最近一次海湾危机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形。
二
更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表明，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可能不用等到欧元的前景明朗就会发生，因为挑破资产泡沫的可能不是欧洲人，而是美国人自己，是美国那些在本土和全世界疯狂炒作的对冲基金。
据统计，1990年美国的对冲基金还只有1500家和500亿美元资本，但是到1997年已达3000家以上和3000亿美元的资本。1990～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17％，这不仅远高于平均只有2％左右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也大大高于这一时期美国股市的年平均增长率（12％），有些进行疯狂炒作的对冲基金，年回报率竟达50％。
美国一般进入股市炒作的基金，对银行借款的杠杆比率为1：2左右，而据有关资料，对冲基金的借款的杠杆比率平均为1：7，再以借款为抵押，以平均5～10倍的比率进行证券投机。例如今年8月由于在俄罗斯疯狂炒作而遭到惨败，濒临倒闭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虽然资本金只有不足50亿美元，却曾以1：130的杠杆比率向某些国际大银行借款，借款额一度高达1250亿美元，并进行了高达1·25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投机失败后造成800亿美元以上的亏损，牵累到一大批国际大银行出现危机，最后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出面组织银团贷款来挽救。
如果对冲基金自有资本与证券交易的平均比率为30倍，则证券市场跌落3％就会使这些对冲基金血本无归。但是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对冲基金向银行的大量借款也将无法归还。9月份以来，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外，还有包括索罗斯麾下的两家对冲基金、美国最大的老虎基金等大大小小100多家对冲基金，都报严重亏损和破产。牵累得欧美一批大银行出现大批坏账。根据有关估计，美国的对冲基金可能有三分之一将发生严重亏损，他们所涉及的借款额可能高达7000亿美元，一旦无法偿还，就会使欧美的银行系统出现7000亿美元左右的坏账。根据国际银行“巴赛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自有资本金的比重不得低于8％，因此如果出现7000亿美元的坏账，国际银行体系的贷款就必须相应收缩70000亿美元左右，这相当于国际银行全部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
日本自1990年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信贷总规模不过只收缩了不到5％，已经使日本经济8年来都走不出萧条的低谷。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中，贷款总规模缩减20％，存款总额缩减了30％，导致国民总产出下降了40％以上。如果美国泡沫经济终于发生崩溃而使信贷总规模缩减三分之一，其经济前景可想而知。
此外，1997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相继爆发，使国际银行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坏账不断增加。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到1997年底国际银行体系对新兴资本市场的放贷额共达9240亿美元，其中34％是对亚洲，11％是对东欧，25％是对拉美。对俄罗斯的上千亿美元贷款可能只能收回十分之一；南美最大的债务国巴西，由于1998年8月以来爆发金融危机，外资大量外流，目前剩余的国际储备远低于到年底需要偿还的外债；对亚洲许多国家的贷款和债券投资协议，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更是形同废纸。如果在这近万亿美元贷款中有15％不能归还，国际银行体系的信贷就要被迫收缩7％，再加对冲基金投机失败所导致的信贷紧缩，国际信贷总额岂非要缩减40％？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性大萧条岂非要比上次的大危机程度更深？
正是看到这一点，自7月下旬美国股市暴跌以来，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层都一致认为，美国不能犯大危机时代的错误，过度紧缩信用，而必须不断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给，以此托住经济和股市不下跌，给那些濒临倒闭的对冲基金喘息的机会，避免大萧条的结局。但是，降低利率真的能挽救美国经济吗？
首先，降低利率以刺激股市，只能是制造出更大的资产泡沫，因此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只能使爆发的时间后移，并且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从实际情况看，自1998年7月下旬纽约股市暴跌以来，国际各大银行和券商都大大提高了对对冲基金的警惕，纷纷向他们追索借出的资金和证券，其结果必然是逼迫这些对冲基金进行更大的冒险，把股市推向新高后获利抽逃。少数对冲基金或许会抽逃成功，但大规模的抛空仍会造成股市暴跌，只是程度会比现在更深。
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到90年代中期其金融体系已接近瘫痪，甚至不得不考虑要通过抛售美国国债来冲减银行坏账，这曾引起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恐慌，并引起对改造金融制度的讨论。但结果并非如此，1995年6月在哈里法克斯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最终作出的决议是通过大幅度降息，向金融市场注入更多的货币，维持即将崩溃的金融制度。自那以后，各国中央银行的利率都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并使泡沫经济攀上了历史新高峰，由此酝酿出今天的危险。1998年9月份以来，美欧国家再一次联合大幅度降息，手法与1995年如出一辙，但是这一次已经不是日本一家出了问题，而是金融危机的烈火已经摧垮了亚洲、东欧和拉美经济，又烧进了美国人的家门里，再拿起降息的办法来拖，能浇得灭这场燎原烈火吗？
第二，1995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繁荣，主要是依靠由股市繁荣所激发的消费繁荣带动的。由于1998年8月以来美国股市走软和9月份美国家庭储蓄出现负增长，由消费需求扩张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已成强弩之末。随着三季度以来美国出口需求出现负增长和投资需求的萎缩，美国实物生产部门的增长自三季度以来已经走上了下坡路，进入四季度由于各大公司年终结算，不断暴出利润下降，裁减员工的消息，银行对企业的放款越来越谨慎，据美联储第三次降息后调查，在三次降息以来，美国各大银行不仅未对企业放松贷款条件，反而由于经济前景不明，市场风险增加，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执行了更为苛刻的标准，因此真正增加的贷款只是对投资基金和券商，而不是对生产企业。
资本市场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的基本面，如果降息仅仅能刺激股市的攀升，则经济越是陷入衰退，与股市繁荣所形成的反差就越大，股市中所酝酿的风险程度就越高，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崩盘。股市萎缩又会导致消费，进而是投资的萎缩，经济的萧条最终仍难以避免，并且会在经济萧条和股市下跌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欧元启动后所呈现出的强势，必将导致美国资本外流。从美国与欧元区的利率水平看，目前美国约高出1·75个百分点，但如果不断降息，就会由于美元与欧元的利差缩小，削弱美元的地位。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股市持续牛市和美元币值上升，对美国投资始终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投资者即使得不到股市的升水，也可以得到美元的升水，所以对美国的经济繁荣而言，美元的坚挺与美国股市的繁荣同样重要。但是目前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衰退，美联储不得不连续降息，结果是导致美元疲软，这将会在欧元启动后加速美国的资本外流，结果还是要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因此，欧元启动将迫使美元利率上升，美国在二次战后的历次加息，都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这次可能是第一次为了捍卫美元，这就会大大限制美国继续调低利率的空间，也将使美联储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捍卫美元地位之间难以取舍，找不到摆脱危机的万全之策。
三
但是，美国经济毕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美国经济一旦发生动摇，极有可能把世界经济也拖进谷底。
首先，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最为密切，大西洋两岸的投资与贸易往来每年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一旦美国经济发生大萧条，即使欧元启动能够创造繁荣，可能也抵销不了美国经济崩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主要危机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之所以没有持续向深渊滑落，主要是靠增加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则是以巨大的贸易逆差来支撑亚洲国家的增长。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维持了16年之久，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一是靠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可以在经常项下输出美元，二是由于美元坚挺，在资本项下维持巨大顺差。但是这些条件很可能会被欧元的启动打破，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会大量转向欧元，由于欧元更加坚挺，资本也会从美国流向欧洲。所以很可能是在美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同时，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再也无法维持。1998年美国贸易逆差可能比上年增长40％，达2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又主要是对亚洲国家的逆差。可见如果美国经济出了问题，受影响最大的一定是经济外向度最高的亚洲国家，使这些已经灾难深重的国家，失去唯一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经济出现萧条，也会使早已严重萧条的日本经济再度遭到沉重打击。1990年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始终在“零”增长上下挣扎，之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麻烦，主要是因为美欧经济尚可，许多大型出口企业仍然维持了较好的业绩。据日本有关机构预计，日本1998年的贸易顺差将达17万亿日元，约14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缩减，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会更强烈。此外，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债权国，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净流出的50％是来自日本，其中又以美国为主要对象。日本对外投资的50％，证券投资的80％是对美国，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崩溃，日本必然会受到严重牵累，而日本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又必然会对美国、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灾难。
至于南美洲国家，由于出口的20～50％是流向美国，美国贸易逆差的消失，也会对各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加重本已出现的危机。
四
从二次战后到本世纪70年代末，所谓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在大西洋两岸展开分工。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及中国工业化的兴起，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全球化才有了真正意义。但是，虽然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在快速推进，却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来领导和规范这一过程，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无政府式的发展，使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弊病越发明显，并逐步酿成大患，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金融制度问题。
1972年8月，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迫使美元与黄金脱离，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世界金融体制进入到可以完全由中央货币当局随意创造货币的时代，导致货币供给如脱缰野马一般增长，也越来越脱离实物经济增长的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各类投机者不断以外汇、证券和地产作抵押向银行借款筹集炒作资金，商业银行则根据这些投机性货币需求，向中央银行申请新的货币供给，泡沫经济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并且被不断放大。银行体系不仅向地产商、券商和投资基金提供贷款，实际上自己也在进行大量炒作，以至于美欧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有一半左右是各种证券。7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更是对泡沫经济的膨胀推波助澜。在70年代初期，与生产和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额还占约20％，而目前还不到1％，例如1997年美国的GDP为7·2万亿美元，但当年的金融交易额却高达1000万亿美元。1989～1997年，世界每年的外汇交易量从不到200万亿美元上升到600万亿美元，相对照的是，国际贸易额仅从1989年的3万亿美元上升到6万亿美元，这说明国际货币流量大约比贸易流量多出100倍以上，而8年前还只多出65倍，可见与生产和流通无关的货币交易量膨胀速度之快。
在开放经济中，币值稳定是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从汇率制度看，货币在脱离了黄金这个内在的定值基础后，只能实行自由浮动，这就是所谓“牙买加”体系时代。这一体系中，发达国家中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大都实行与某一经济强国货币相对挂钩的办法，例如，亚洲国家的货币大都盯住美元，欧盟各国的货币都盯住马克，日元则实行单独浮动。但是大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以稳定国际汇率关系为己任，而主要是从调节本国经济周期的需要出发，至于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间的汇率变动与资本流动有何影响，只要不关系到本国的经济景气，并不怎样关心。如此，与大国货币保持稳定的币值关系，纯粹是弱国和落后国家的一厢情愿，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反倒落到了这些国家的头上。但是以弱小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根本就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因此可以说“牙买加”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保持稳定的机制。随着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膨胀和90年代以来全球开放性金融市场的形成，国际间脱离生产和流通进行的货币交换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频繁，这就使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越来越不取决于经常项下的贸易平衡，而是资本项下的货币流动。因此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间资本的大规模交易和流动不加规范、协调和约束，就迟早会导致国际经济与货币关系发生大的紊乱。
国际货币体系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酝酿的这些矛盾，为什么会拖延到90年代中期才爆发？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冷战格局的结束使国际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调整。在冷战时代，虽然欧盟和日本在经济上逐渐成长到能与美国抗衡，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面临着来自于东方的威胁，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是政治矛盾处于主导地位，西方各国在接受美国军事保护的同时，也对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利益要求处处让步，使美国在西方国家中，不仅处在政治的领导地位，也处在经济的领导地位。因此尽管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中也出现过许多重大矛盾，但是在美国的领导和干预下，都能够经过协商和妥协得到解决。然而在冷战结束后，原有的敌人消失了，原有的朋友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欧盟国家首先站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经货联盟，实行欧元的统一，这样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资本市场和汇率关系均衡与稳定，引起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使长期隐藏的国际金融制度弊病开始充分暴露，并使资本市场趋于崩溃以及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所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实质是一场全球性的制度危机，只有通过全球金融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全面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仅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通过制度创新来走出这场危机的成熟理论和政策设想，甚至没有看到可以领导这场制度改革的政治力量。从世界各大国的领导人看，美国的克林顿总统虽然领导经济有方，却因个人丑闻正遭到国会弹劾；日本的小渊首相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民间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也难当此任；俄罗斯虽有大国地位，但经济赢弱，叶利钦总统正因与国家杜马关系紧张，政治地位风雨飘摇，且身体状况极差；德、法、英、意等国都是刚刚换上年轻的领导人，他们由于缺乏政绩而难孚众望，这就使解决这场危机的希望更加渺茫。所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旦到来，可能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持续的时间更长，衰退的程度也更严重。
经济危机还可能使国家与民族间的各类矛盾进一步复杂和激化，演变成政治、外交和军事危机。在上一次大危机之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都是利用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各种矛盾，制造出各种建立世界霸权的理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也酝酿着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印巴之间的核武器竞赛问题，俄罗斯由于国库空虚，长期拖欠军饷，引起军警系统内部不稳。在国际范围内，则有美英等国在海外地区与伊拉克之间的军事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都有可能因为国际性的经济萧条而进一步加剧，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形成威胁。
五
在极有可能到来的国际经济严重衰退面前，中国有能力成功抗御外部的恶性波动，保持经济不衰退吗？这还需要对我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进行分析，再来研究对策。
自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政府作出了这场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将会持续与深化的正确判断，因此从1998年初开始，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政策重点，放到了扩大内需方面，并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但是，从年初开始，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4～8月间，工业生产速度始终在8％以下，出现了“启而不动”的局面。9月份以后，随着投资速度的明显回升，工业生产终于打破了5个月以来的徘徊，当月速度达到10％以上，但是10月和11月，工业同生产速度的提高又开始放慢，每月不过只递增0·4个百分点，到11月，工业增长速度只有11％，再次显露出“启而不动”的态势。此外，1998年前11个月累计，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同比增加了19·2％，但是同期主要用于现行生产的短期贷款总额却减少了17·2％，其中已出现经济启动征兆的11月份，短期贷款总额仍下降了17·1％，说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是用于投资，而未能引起现行生产的全面活跃。由于前11个月累计的工业增长率只有8·5％，12月工业生产增长要达到17％，才有可能达到1998年国家计划经济增长8％的要求，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1998年8月份以来，国有单位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处在高位，其中9月份高达33·8％，10月份为28·3％，11月为28·9％。到11月累计的投资增长率已上升到22·3％。根据以往的经验，投资增长速度达到这样的高度，工业增长速度已应出现强劲的回升势头，但今年的情况却与历史相悖，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这样几条：
第一是启动经济的政策出台太晚。任何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有一定时滞，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大约在半年左右。此次启动经济的时滞更长一些，还由于自1993年以来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一直在强调要压缩投资，使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过可行性研究的项目储备数量过少，因此在短期内突然要求增加大批建设项目就难以办到。从操作过程看，大批由国家计划部门提出的投资项目，因为需要进行可研和银行部门审贷，即使有了投资计划安排也不能在短期内形成投资工作量，由此拉长了从政策出台到产生实际效应的时滞期。
第二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从年初开始直到7月份以前，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增加货币供应上面，主要货币政策手段如减息、降低存款准备率、恢复国债回购和窗口指导等措施，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从实际执行结果看，在9月份以前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始终低于计划所提出的16～18％的目标，表现市场交易活跃程度的M0和M1的增长率，更是大大低于前些年的水平。这倒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我国经济与西方经济一样，货币政策对宏观紧缩有效，对宏观扩张则软弱无力，因为“中央银行只能抽紧绳子，而不能推动绳子”。同时也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产权制度改革正在深入，投资主体正逐步从政府转向市场，从而使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性大大增强，这样就深刻改变了过去由于产权不明晰所导致的不负责任的乱投资和重复建设现象，使我国经济开始从传统体制中“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不良循环中走了出来。
应该说我国政府察觉到这种运行机制变化的速度是很快的，因此从7月份以后，开始把启动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财政政策，出台了1000亿元的特种国债用于增加投资，终于使经济的启动在9月份以来看到了曙光。
第三是改革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处理得还不够好。1998年初以来，从发展的要求看，主要目标是要启动下一轮经济增长，但是同期内又出台了许多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如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减员增效、职工下岗分流，国家行政机构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社会养老、医疗、住房等福利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是我国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所必须迈出的步伐，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都不好，主要问题就是由于这些机制性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年以来这些改革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刚开始为我国真正转上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打碎了航道上的坚冰。
问题是这些改革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是朝向使投资和消费需求都更加有约束。例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使银行发放贷款更加谨慎，出现了大量“惜贷”现象，而投资者在未明确看到市场启动的征兆前，也不愿轻易借款进行投资，以至于虽然以政府为主的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已经上升到30％左右的高度，但从年初到11月末的其他所有制单位投资增长却几乎为零，而国有单位以外的投资比重还占到45％以上，这样就使以信贷为主的投资扩张遇到了阻力；职工下岗和政府职员下岗，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都不看好，而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改革又使居民对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因此更不敢增加消费，由此引起消费率下降和储蓄率上升。从居民储蓄对银行工资性支出的比例看，1997年全年平均为57％，而1998年1～10月进一步上升到60％。
发展要速度要求宏观上扩张，但改革要效益却导致微观紧缩，这就在改革与发展之间造成了矛盾。虽然从长期看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终究要靠制度和机制来保证，两者是统一的，然而在短期内还是存在矛盾，需要决策者在权衡利弊后对重点有所选择，如果采取同样大的力度推动，短期内就很难在两方面都达到预期值。
第四是由于外部原因，即出口需求的下降幅度超出预料。1997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20·4％，在当年新增需求中的比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37·4％。年初虽也估计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但国内各方面预测1998年的出口增长在采取各种措施后，仍可能达到8～10％。但实际情况是，出口自年初以来一路下滑，5月份以后开始出现负增长，而9、10和11三个月的负增长幅度更大，其中10月份为负17·4％，11月份为负9·7％，这样就使1～11月的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此外，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自年初以来我国对亚洲国家包括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出口，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负增长，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进口需求仍然强劲，特别是受到了美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的拉动，所以还保持了一定幅度的正增长。但自9月份后，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迹象，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这样全年的出口就有可能是负增长1～2％。
从我国出口结构看，从1995开始，机械、电子和化工产品超过了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这些重加工业品的产业链条最长，产业关联度最高，因此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全面带动作用。1993年实施宏观紧缩以后，由于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重加工业产品在出口比重中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需求紧缩对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而今年以来出口需求的下降，则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下压力。如果1998年出口是负增长1～2％，按8％的增长目标计算，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就会从上年的20·4％下降到19·5～18·5％，相等于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萎缩了1～2个百分点，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我国为扩大内需所作出的努力。
最后，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启动经济政策的投资需求结构存在问题。年初以来，政府虽然以极大的力度拉动投资，但却明确提出，政府投资的重点是在基础产业方面，7月中旬提出增加财政支出搞建设后，更是明确了以农业、交通、城市环保和民用住宅建设等6个方面的基础设施为国家投资重点。这种作法无疑是正确的，是把政府在投资领域中的定位，第一次摆到了正确位置。问题是投资于基础产业，只能对钢铁、建材和一部分电器制造业有拉动作用，这部分产业充其量只能占到全部工业产出的15％，而且由于产业链条太短，难以通过产业间的相关联系，带动工业生产的总体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工业不增长，第三产业也不会明显增长，所以投资于基础产业，就难以最终形成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拉动。自8月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来，工业速度虽见反弹但力度微弱，关键就在于此。
前面的分析说明，目前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正酝酿着巨大危机，美国以及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的崩溃，可能使1999年世界经济与贸易陷入极大的萎缩，从这一角度看，目前国内各方面对1999年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都过于乐观，因为我所见到的最悲观估计，也认为经过努力，1999年我国出口仍能有所增长，至少可以保持在1998年水平。但最坏的情况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压缩贸易逆差，使国际贸易整体下滑，我国出口增长率可能进入连续几年的负增长，1999年的降幅有可能是10～20％。例如按照美国方面统计，1998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达创记录的500亿美元以上，而且自1998年初以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连续10个月超过了日本，因此一旦美国由于经济衰退需要压缩贸易逆差，中国肯定是首选的压缩对象，而只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压缩一半，即相当于美国的进口总额减少不到3％，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14％。如果是如此，1999年按达到经济增长7％计算，出口比重就会降低到16～14％左右，相等于使中国的GDP负增长3～5个百分点。这样，就是国内需求增长达到9％，也会由于外部需求的下降而使需求总增长率下降到6～4％。即是说如果我们由于考虑不周而准备不足，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轨迹就不是上扬，而是还要下落。
六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投资出现持续高增长的时期，又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因此投资与消费都有着极其巨大的内在的扩张潜力。同时，我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在亚洲金融风暴以来，资本市场与货币体系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并有继续坚强抵御外部更大冲击的能力，所以，只要政策实施得当，1999年乃至在跨世纪发展的未来几年中，我国极有可能在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几年中，独自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较大经济实体中唯一的增长亮点。
中国经济保持不衰退，不仅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抵御世界经济过度萧条，并以其经济增长拉住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不深度下滑的唯一力量，甚至会带同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共同增长。这将极大缓解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亚洲国家经济所造成的进一步损害，并防止由于这些损害所导致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成为维护亚洲地区增长、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力量。
为使中国经济保持不衰退，首先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外部需求出现明显下降，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目标就必须用国内需求补足。如果要求经济率达到7％，当出口增长下降到10～20％的时候，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就需要达到10～13％以上。但是根据预测，1999年的消费需求增长率也不会很高，可能仍低于GDP的增长率，如果只能增长6％，则要求投资需求增长20～25％左右，对比1998年，要高出5～10个百分点。如果1999年非国有单位投资仍保持低增长，在5～10％，就意味着国有单位投资必须增长28～35％，投资额要增加4500～6000亿元以上，比1998年要多增加1500～3000亿元以上。
多增加的这部分国有投资，可能仍需要通过增发国债来安排。1998年我国政府已经发行了1000亿元特种国债，1999年则可能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发2000亿元以上，使当年投资性国债的发行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根据国际惯例，国债在GDP中所占的合理比重，流量为3％，存量为60％，我国目前存量不超过15％，流量只有2％，距合理界限相差还很远，即使1999年的流量增速大一些，因为存量小，至少在未来三年内流量比重增加到5％应该没有问题。
除了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国家投资的需求结构，改变集中投资于基础产业的方针，增加的对加工业的投资，特别是要重点增加对产业关联度最强的重加工业投资，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纲举目张，达到全面启动经济的目的。
发展经济学说明，一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是有序的。在工业化过程中，总是首先进入轻工业阶段，然后进入重工业阶段，经历过重工业阶段，则意味着工业化任务的完成，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所谓“后工业化社会”。在重工业阶段则可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为重加工业的发展打好基础，即重点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重基础产业，然后以机器设备投资大幅度增加为特征，进入到重加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重加工业有技术与知识密集，产业附加值高的特点，经济增长开始表现出极明显的“集约化”特征，因此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产业结构高度化”阶段。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这一阶段一般会持续10～15年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特征，由此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79～1984年，农业生产出现了“超常规增长”，主要是对改革前我国农业发展过度落后的补课；以1984年农产品出现全面“卖难”，标志着发展阶段的转换，1984～1988年，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转向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轻工业；1989～1991年，家电产品出现“卖难”，消费品市场出现全面“疲软”，又给出了结构转轨信号。1992年我国经济增长再现高潮，开始出现由投资需求带动的“重化工业”增长特征，这一阶段增长最快的产业，大多是80年代的“瓶颈”，即能源、交通和原材料部门。1996、1997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交通运力出现富裕，则再一次给出了结构转轨信号，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越过了“重基础工业”阶段，进入到“重加工业”主导增长的阶段。
我国工业化进入到重加工业阶段，首先在国际贸易结构方面有所表现。1995年我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首次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同年，初级产品贸易出现了逆差，表明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原料性产品开始出现不足，需要进口，这与日本和“亚洲四小”在进入重加工业阶段后所出现的特征是极为一致的。国内这几年的需求结构也出现了变化，1997年在国家统计局重点统计的工业产品中，有四分之一的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其中75％都是重加工业产品。但是，近年来需求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投资结构的相应变化，例如我国对机电产业的投资比重，90年代以来一直停留在5％以下，1997年只有3·7％，而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对机械电子工业的投资，却始终占总投资的25～30％。我国重加工业的规模虽然庞大，但技术设备与国际水平比较相差太多，据统计产品中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只有10％，因此无法满足国内对重加工业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了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扭曲，这个矛盾只好通过贸易结构来校正，1991～1997年，我国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5％，而机电产品进口的增长率为17·7％，以至于基建投资中的设备部分，65％以上都用的是进口产品。
目前虽然国有单位投资的增长率已经很高，但非国有部分的投资仍处在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大家都认为还看不清什么是未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知道应该向什么方向去投资。这就需要政府去引导。前面的分析说明，我国目前已进入到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对重加工业的改造和新建应该成为新的投资重点。特别是对重加工业中的设备制造部门，由于担负着对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的改造任务，更应成为重中之重。日本在50年代中期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时候，对发展重加工业曾经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出台了《机械工业振兴法》，其中规定对服役期超过7年的机床要强制性拆除，并对进口先进的机电产品技术给予财政、税收和利息方面的各种扶持。这对日本经济进入以设备投资带动的高速增长期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我国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政府的确不应再对加工产业进行直接投资，但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还是应该的，特别是在企业界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看不清的时候，更需要政府进行说服工作，并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杠杆进行强有力的诱导和调节。可以考虑，把增发国债的一部分，用于对企业界向重加工业新建和改造投资方面的投资补贴，也可以作为对重加工业投资贷款的贴息，或者作为弥补财政由于对重加工业新建与改造项目减税所造成的减收。总之，这种办法比单纯把增发的国债用于投资基础产业，效果要好得多。一方面由于重加工业的产业关联度最强，可以把启动经济的效果向国民经济整体扩散，一方面由于重加工业的盈利能力比较强，可以为财政培养新的财源，使未来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有了保障。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强制实行设备更新，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创造对重加工业的需求。
前面已经指出，未来出现的国际经济严重动荡，可能会引发国际间政治、外交与军事方面的冲突，历史已有前车之鉴，我国则应未雨绸缪，其中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面。我国目前的军事力量，除导弹和核武器比较先进以外，常规武器与国际主要国家的水平相差很大，一旦周边和国际上发生大的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我国的国际经济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建设的重点摆在经济建设方面，这无疑是对的，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我国外部的大的不稳定因素，可能不是以世界大战的方式出现，也不是核战争的形式出现，而是由于周边国家或者国际上局部地区的骚乱，影响到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或是我国主要国际资源的获得与国际贸易通道的畅通，因此常规军力的现代化就应该被提到日程上来。
军事工业的主体是重加工业，增加了对军事工业的投资，也等于增加了对重加工业的投资，同样可以起到带动全部工业和总体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由于各国对军事工业的投资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增加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并未超出政府应有的作为，不会妨碍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如果1999年世界经济真的会发生大萧条，而中国经济因为条件独特和政策得当，成为世界经济中唯一的亮点，则世界各国的资金都会流向中国，因为只有中国具有使投资资本保值增值的能力。流入中国的渠道，可能还会以香港为主，所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唯一亮点，而香港则可能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唯一亮点。
我们应当把握住这个机会争取更多地利用外资。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偏高，也应用掉一些，保留600亿美元就足够了。如果在今后五年内用掉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再借入3000亿美元外资，我国每年就可以由此而增加相等于6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加上国内配套使用的人民币资金，所增加的投资就可以达到上万亿元。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彻底改造我国传统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从而奠定我国在下个世纪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国力直趋上中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从人民币汇率走势看，由于可能出现世界性的大萧条，主要贸易国家的进口都有可能大幅度萎缩，人民币贬值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即使贬值也不能促进出口。而利用外资增加，相应的进口也会增加，我国的国际贸易在未来几年内将由顺差转向逆差，人民币坚挺将有利于我国用较少的代价，换回较多的产品。由于世界性大萧条的出现，未来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呈现此强彼弱的格局，所以在中期内，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唯一处于升势的货币。
许多人担心，特别是一些境外人士担心，中国即使可以经受住外部冲击，也会由于近年来国内金融体系中的不良债权日益增多而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金融风险的性质与亚洲、日本和美国目前的金融风险有着本质区别。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金融风险与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过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裂，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债权。而中国则不同，我国的不良债权主要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向那些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长期提供贷款形成的。这些债务所对应的实物形态，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滞销积压产品，而这部分产品还不能说完全是废品，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还会有销路。此外，虽然目前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只有2万亿元，负债率高达80％以上，总的看是资不抵债，但在国有企业的资产中并未包括企业占用的土地价值，无形资产的价值，以及资产重新评估后可能的升值部分。有研究估计，如果包括这些内容，国有企业资产的总值有可能升值到10万亿元以上甚至更多，负债率就可降到50％，所以还不能说由于对国有企业有不良债权，就会酿成金融危机。
90年代初以来，我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中也产生了许多资产泡沫，但我国政府较早地发觉了这一问题，在1993年6月以后的宏观调控中即时采取措施，没有使这些经济泡沫愈演愈烈，泛滥成灾。到目前为止，我国贷款总额中用于房地产的部分不超过5％，可流通的股票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只有7％，对比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危机国家和美国目前的情况，差别是极为明显的，这也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来源。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国际经济发生巨大的恶性波动，但还是要从最严峻的局面打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始终比世界经济增长高出6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如果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0”，我国经济增长6％也很不错，如果到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到－2％，我国经济增长就是降到4％也是巨大的成功。在逐渐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不可能取得向以往那样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也不能以经济增长率是否逐步上扬来作为判断政府启动经济的政策是否成功。我们也没有理由悲观，因为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未来几年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而在世界经济低谷中维持增长的中国，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几年后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将会大大提升，并且为国际经济社会渡过此次危机作出巨大的贡献。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思爱 | 2008年03月9日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一)
技术派与基本派争吵了近百年，可是谁都没能说服对方。在美国华尔街，也许90%的分析师都自认是基本分析派。但在中国股市上，或许90%的分析师都喜爱用技术图表来测评市场。为什么太平洋两岸的同行会有那么大的差异？技术图表到底是投资指南还是花拳绣腿？技术分析究竟是科学还是玄学？这些都是市场感兴趣的话题。
一、“自然法则”的发现者
1开山祖师：查尔斯·道
道生于1851年，在进入新闻界之前，至少干过20份工作，显然他没受过什么正统的学校教育。道和爱德华·琼斯合伙在1882年成立了道·琼斯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传播消息和分析资本市场新闻。此后，道干了两件大事，使其成为技术分析的开山鼻祖。一是道于1884年7月30日首创股票市场平均价格指数，到了1897年原始的股票指数才衍生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和道·琼斯铁路指数，道指至今仍是测试股市走势的最权威数据。二是他创立了“道氏理论”。1885年道·琼斯公司把其原先办的《午间新闻通讯》改名为《华尔街日报》，此报被后人誉为“富人的圣经”。道在任《华尔街日报》总编的1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表达了他对股市行为的研究心得。直到1903年，也就是他逝世一年后，这些文章才被收编到纳尔逊所著的《股市投机常识》一书中，正是在此书中首次使用了“道氏理论”的提法。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理查德·罗素把道氏对股市理论的贡献同弗洛伊德对精神病学的影响相媲美。后来汉密尔顿出版了《股市晴雨表》一书，将道氏理论系统化，并发扬光大。道氏理论的基本原则是：
（1）平均价格包容消化了一切因素。（2）股市具有三类趋势——主要趋势、次要趋势和短期趋势。道氏依次用大海的潮汐、浪涛和波纹来比喻这三种趋势。（3）各种平均价格必须相互验证。（4）成交量必须验证趋势。（5）唯有发生了确凿无疑的反转信号之后，我们才能判断一个既定的趋势已经终结。
有人做了统计分析，从1920年到1975年，道氏理论成功地揭示了道·琼斯指数所有大幅波动中的68%，以及标准普尔500种股指大波动的67%。道氏传人汉密尔顿于1929年10月21日在一篇题为“转潮”的社论中，预测20年代的大牛市已濒近死亡。10月25日，华尔街股市盛极而衰，开始了绵延3年自386点到41点暴跌89%的大熊市。话说过来了，其实汉密尔顿从1927年1月（200点左右）起就大肆唱空了，由此错失了飚升1倍左右的大行情，但最终算来还是得大于失。正如绝大多数顺应趋势系统的设计精神一样，道氏理论的目的是捕捉市场重要运动中幅度最大的中间段。不过即使如此，它也难逃求全之苛责。最常见的批评是嫌信号来得太迟。另外，道氏理论主要是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对时间问题缺乏研究，对主要趋势的三个阶段的分析比较粗糙。但对任何新生事物及新理论都不能求全责备。
2技术奇才：威廉·江恩
江恩是最具神奇色彩的技术分析大师，也是20世纪上半叶伟大的炒家。克拉伦斯·柯文为江恩著作写序言时说：“他是唯一一位我认为与托马斯·爱迪生先生一样伟大的人”。同爱迪生一样，他也是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宣称在圣经中发现了市场的循环周期。江恩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以7天完成的，因此“7”代表完全之意。圣经上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耶稣经历了3个14代，又是7的倍数。所以江恩特别看重“7”在周期循环中的作用。玄妙的是，江恩生于1878年6月，死于1955年6月，恰好活了77年。
江恩运用天文学、数学、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创立了独特的技术分析理论。其中包括波动法则、周期理论、江恩角度线、江恩四方形、江恩六角形等等。江恩坚信股市期市存在着宇宙中的自然法则。股价运动方式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可以预测的。每一种股票都拥有一个独特的波动率，它主宰着市场价位的升跌。他还认为，时间是决定市场走势的最重要因素，历史确实重复发生，你了解过去，便可以预测将来。正如圣经所说：“阳光之下没有新的东西”。江恩对技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时间循环周期做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股市是按照某种数学比例关系与时间循环周期运作的，并阐明了价格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还把测市系统与操作系统区别对待。在江恩理论中，时间周期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比例关系，再次才是形态。
江恩是最为勤奋的技术理论研究者，我们阅读《江恩：华尔街四十五年》一书，会时常为他那种不懈追求、刻苦研究的精神所感动。他于1902年开始从事交易，时年24岁，就象其他人一样，江恩也曾损失过成千上万美元。但他很快觉悟了，非常努力地学习，极其刻苦地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1908年之后，经多次测试，表明他测市准确，炒作出色。江恩的一位同事说，“我曾经目睹他把130美元炒成12000美元。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具备这类能力。”难怪媒体吹捧说，“这类的绩效在金融市场中称得上史无前列的”。江恩于1929年1月出版的股市年度预测中写道：“九月份——将发生全年最大的跌势。投资者的信心将受到重大的打击，一般大众将不能及时脱身……。透过一个‘黑色星期五’，股票将出现恐慌性的下跌，仅有小幅的反弹”。由此他准确地预测了1929年的美股大崩盘，到了1932年，人们愿意支付1500美元购买他主编的自修课程教材，或花费5000美元参加价格与时间的特别讲习会，那时的5000美元合约今日40万港元！
许多书都记载，在江恩53年投机生涯中，共赚到50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但J·A·Hyerczyk在《甘氏理论》一书中写道：“由于江恩是第一流的推销者，他在各种著作中仅强调自己的成功”。5000万美元“这个数据显然被严重高估”。“根据经纪商的报告显示，他的交易帐户平均余额仅稍多于200万美元。另外，由他在迈阿密申报的遗嘱显示，他的财富远低于5000万美元”。
对于江恩的事迹，我有两点看法：
1就算江恩在53年内赚到了5000万美元，也不能算惊人的成就。我们假定江恩的起始资本才500美元，不使用[HT9.5,8.〗子[KG-*3]子〖HT9.5,9.75SS〗展等交易杠杆，每年以25%的复利增值，那么53年赚到的钱是6842万美元。据说江恩创造过交易杠杆与精确性的新纪录，又避过了1929——1932年的大熊市，加之他管理的资产规模并非很庞大，按理说他在投机市场上赚到的钱要远大于这个数才合理。我国股市史才11年，出现过一些资产以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增长的投资者，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尚未经历大熊市的洗礼，不能说真正把钱赚到手了，但就目前来说，增长倍率已放在这里了。但不管怎么说，江恩在经历了近百年最大的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还能赚到那么多钱并保住战果，谈不上伟大之极，也可说难能可贵了。再看看江恩著作中有关“历史上的大炒家”的记载，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大炒家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赚到过几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又回吐给市场，结果绝大多数人都破产了贫困了。
2既然江恩测市准得神奇，为什么又对风险控制万分重视呢？他在晚年披露的“二十四条常胜规则”中规定：（1）永不在一次交易中使用超过十分之一的资金。（2）用止蚀单。（3）永不过度交易，等等。给人的印象是，江恩十分保守与谨慎，非常注重风险控制，这与他在年轻时的风格很不相象。也许江恩自己在信用交易中曾吃过大苦头，也许他通过其他大炒家的沉浮悟到了这一点。反正股市人语中最大的水份是个人的盈利水平与资产规模，最大的内幕是个人的实际亏损水平与输钱规模。他在72岁时说：可以期待的盈利定在25%的年复利比较合适，认为“如果一个人操作稳健而又不贪图暴利，那么在一段时间里积累一笔财富还是容易的”。不管江恩对其测市系统评价多么高调，但他制定自己的操作系统时，是很低调了。这也许正是江恩的高明之处。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二)
一、“自然法则”的发现者1开山祖师：查尔斯·道(见上期)2技术奇才：威廉·江恩(见上期)3集大成者：艾略特
艾略特是大器晚成者。他原来是位会计师，曾供职于餐馆和铁路公司。奇怪的是，他没有在基本分析领域建功立业，却成了技术分析的大宗师。1927年，艾略特50多岁时退休回家养病。此间或许目睹了美国股市1929年前后的大多头与大崩盘，他选择了华尔街股市75年的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幸运垂青不懈追求的人们，艾略特在1934年终于提炼出一套完整的股市波动结构。在著名的投资顾问公司总裁柯林斯支持下，艾略特在1938年出版了《波浪理论》一书。1946年，也就是在其逝世2年前，他完成了关于波浪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自然法则：宇宙的秘密》。
波浪理论集哲学、数字学、神秘学于一身，揭示了股价波动的自然法则。艾略特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进程全部发展的结果遵循一条规律，这规律就是使它们在相似和不断再现的波浪系列或确定的数字及图形下重复自己”。他认为股市遵循着一种周而复始的节律，完整的牛市周期由8浪构成，先是5浪上升，随之有3浪下跌。波浪理论的数字基础为费波纳奇数列，即1，1，2，3，5，8，13，等等，以至无穷。波浪理论具有三个重要方面——形态、比例和时间，其重要性依上述次序排列。上期谈到，在江恩理论中，这三个方面重要性次序恰好与波浪理论的相反。
艾略特认为：波浪理论是“对道氏理论极为必要的补充”。约翰·墨菲指出：“艾略特的大部分理论与道氏理论以及传统的图表技术天造地设般地吻合。然而，艾略特波浪理论又向前迈了一步，对市场运作具备了全方位的透视能力”。道氏理论的反转信号必须等到新趋势确认之后才发出，波浪理论对即将出现的顶部与底部却能提前发出警告。所以说，波浪理论很可能是最包容并蓄的技术方法，不仅具有预测功能，而且具有解释功能。因此有人将其称作“将技术分析的精髓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颠峰之作”。
1972年美国投资人协会的研讨中的评价是：“有一位天才，名叫艾略特，他发现了‘波浪理论’”。有人认为在此话之后还应加一句话：“这个理论只有天才才能理解”。正因为艾略特理论复杂玄奥，长期以来并不广为人知。1978年，当代波浪理论大师柏彻特等人隆重推出《艾略特波浪理论》一书，并在1984年为期3个月的全美投资竞赛中，柏彻特以444.4%的获利率赢得总冠军，从而使得波浪理论迅速传播。
波浪理论看起来很完美，用起来很困难，难就难在如何区分或界定不同级别的浪。另外，辅助技术指标存在着失灵钝化的现象，波浪也会出现延伸再延伸的情况。所以有人戏言道：洪湖水，浪打浪，何人搞得清是何浪。为了数清中国股市的浪型结构，深圳新兰德公司曾花几万元钱买了一套美国顶级技术软件，此软件具有自动数波计浪的功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觉得电脑给出的数浪结构更是一头雾水。
波浪理论很有争议，但在国内又被广泛运用。其原因是，首先波浪理论在技术分析中是最佳的解释性工具。在解释行情(特别是大盘)走势时，波浪理论最具全面性、系统性，其他技术工具则有单调性、零碎性之感。其次波浪理论在技术分析中是较好的预测性工具。在预测行情走势时，波浪理论较具敏感性、前瞻性，而其他技术工具则显得迟钝和滞后。所以说，波浪理论尽管难用，但还得用。我的经验是，如能将波浪理论与时间周期及技术指标结合起来研判大市趋势，准确度会提高不少。
4指标发明家：韦尔德(J·W·Wilder)
韦尔德曾当过机械工程师，精于数学分析。他于1978年出版了《技术性买卖系统的新概念》一书，发明了一系列技术辅助指标：相对强弱指数(RSI)、抛物线(PAR)、摇摆指数(SI)、转向分析(DM)、动力指标(MOM)、变异率(VOL)等等。上述技术指标尤其是相对强弱指数大行其道，深受技术派人士的欢迎，韦尔德很快就举世知名。
韦尔德的测市系统，虽品种繁多，但大同小异。他经过多年的反省检讨，认识到每一种指标都有其缺陷与误区，没有任何分析工具可以绝对准确地预测市势的趋向。他悟到“顺势而为”的重要性，深明“无招胜有招”的真谛，于1987年推出新作《亚当理论》，副题为“最重要的是赚钱”。
《亚当理论》分为四个部分：
(1)以一则童话故事说明顺势买卖的重要性。故事的梗概是，精确先生是波浪理论专家，并精于指标测市系统，以测市准确驰名于世，管理的基金在4年内获利超过10倍。有一次，他对大市看多，购入股指合约5000张。后来，指数不升反跌，他感觉不妙，心情矛盾，很伤脑筋。此时，他的5岁女儿尽管什么技术都不懂，看了电脑后也知道行情会继续下跌。于是精确先生沽出股指合约8000张，由多仓翻为沽仓。其后几天，行情继续下跌，他择机平仓反败为胜。自此之后，精确先生不再研究什么波浪或指标，随意所至，投资成绩亦日有进展，生活写意。(2)介绍一种全新而又十分简单的测市工具。他以市场本身的走势作为预测未来走势的基础，以相反影象的原理，用一支笔和一张透明纸，便可提供一个自动测市系统。(3)提出期货买卖控制风险的十大戒条。(4)介绍思想致富的方法。
他受成功学的启发，不断激励自己为既定的目标而奋斗，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韦尔德最后总结说：“如果逆流而上，我将会面对强敌，吃力而不讨好。相反来说，顺水推舟，跟随水流的节奏行走，事半功倍，则无论生活或投机买卖都会更为美妙而宁静”。
我们认为，韦尔德以偏概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一，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股市分析工具(无论是技术的还是基本的)，任何分析工具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误区，但也有相当大的适用空间。因此说，韦尔德轻率地否定相对强弱指标等技术工具的分析价值是不可取的。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精确先生以往测市准确且投机成功(4年赚10倍)，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次投机失误而放弃以往一直有效的技术工具呢?这位机械工程师出身的专家看问题是不是太机械了。
第二，对于顺势而为者来说，移动平均线或趋势线都可作为重要的工具，又何需标新立异地用透明纸画出来的“自动测市系统”呢?韦尔德既然推崇“无招胜有招”的自在神境，又何必多此一举地用透明纸作画来套住自己的心灵呢?
第三，其实大部分股民都信奉亚当理论，升市买涨，跌市看空，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亏钱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看错市了，不用韦尔德的方法去纠正错误，缺乏风险管理的意识与行动。
第四，亚当理论与相反理论相斥。我的看法是，在一般中长期大行情的底部与顶部周围，可以依据相反理论来操作；在一般中长期大行情的中间段可以依据亚当理论顺势操作。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三)
二、先呼风唤雨后败走麦城的大师
1图表大师：葛兰维尔(Grarville)
葛兰维尔在1980年代早期能以个人的力量左右市场。1981年1月6日下午6时30分，他向他的全球3000位投资客户传话，“出清所有股票——统统卖掉”。次日早晨，证券公司里卖单泛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24点，约等于400亿美元的帐面损失。在这之前一年的4月，葛兰维尔的买进指示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扬了30点。1981年9月，他的卖出指示则几乎引起全球金融恐慌。想想看他此时有多么志得意满!大众对葛兰维尔的爱戴一如摇滚明星，他的巡回讲座总是超额订位。
但是，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后来，他在《葛兰维尔市场简讯》里警告客户股市将有灾难。当道指走到800点时，他告诉客户，股市正在崩盘中，投资人不仅该卖出手中持股，还要卖空，以便在金融末日中获利。结果股市反而站上1200点。1984年他再度警告数量日益变少的客户：“多头市场只是一个泡沫现象”，崩盘将至。他的信徒因此痛失80年代的大多头市场，他身为股市先知呼风唤雨的地位也从此一去不返。
2波浪大师：柏彻特
当葛兰维尔的声名如日中天时，耶鲁大学毕业的柏彻特则在摇滚乐团中打了四年鼓，才加入美林证券当技术分析师。后来受到艾略特波浪理论的启发，决心自立门户，离开了美林公司，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点——乔治亚州的盖恩维拉撰写投资通讯。最初几年顺风顺水，预测惊人地准确。1980年代初期，道指在1000点上下，他预测大多头的股市将至，道指可望上涨到3600点，并在2700点稍作喘息，他要他的信徒全力投入直到1987年10月。1987年10月，美股大崩盘，道指从2695点跌到1795点。正当葛兰维尔的预测错得离谱时，柏彻特则像当时技术派的真命天子。索罗斯也说过：“柏彻特是一位依据艾略特波浪理论进行预测的技术分析师，他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预言家，其预言确能撼动股市”。
1987年10月后好景不再。美股大崩盘后，道指跌到只剩2000点左右，柏彻特对长期趋势转向悲观，建议持有国库券。他认为“大多头市场可能已结束”，道指在90年代初期将跌到400点以下。可是股市无情地嘲弄了柏彻特：“八七股灾”后，美股重拾升势，道指再未见到400点而是扶摇直上11000多点。柏彻特让他的信徒错失了一个涨幅达4倍多的超级大牛市，其后他的信誉也就不问而知了。
3.指标大师：艾兰恩·格莎雷莉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不几年。继柏彻特之后，走红的是李曼兄弟投资公司的副总裁格莎雷莉。她可不光用单一指标，而是集合13种指标来测市。在1987年美股大崩盘之前，她建议客户在9月1日前完全撤出股市。10月11日前，她几乎肯定崩盘迫在眉睫。两天后，她告诉《今日美国报 》，道指即将下跌500点以上，这真是惊人的先见之明。一周之内，她的预言实现了。媒体上封她为“黑色星期一的大法师”。但此后她预测道指还要再跌200-400点，说自己不会再碰股市，于是错过了90年代的超级大牛市。
4.香港波浪大师：许沂光
许沂光先生在1994年7月出版的《投资面面观》一书中，用波浪理论预测深圳综指的趋势。他指明，深圳股市由1991年9月的45.66点至1993年2月368.84点，清晰可见五个子浪上升。其后进入Ⅱ浪的调整，并以锯齿(之字)形态运行，“重要的下跌目标指向90至100的水平之间”，“见底时间应为1994年8月左右。熊市见底后，深圳股市将再度掀起一番热闹”。后来深圳综指果然是在1994年7月29日(7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94.78点见底，8月1日跳空强劲反弹，此后的一个半月内，深圳综指飚升到234点，涨幅达1.5倍!许大师预测得如此之准，令国内股民极为震惊与钦佩。
此后，许大师率门徒进军大陆市场，推广其投资通讯与技术分析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全国。但随后他预测的最具爆炸力的“三浪3”迟迟未露面，反而出现了调整时间长达16个月的弱市，跌幅达55%。国内技术分析师与股民对他大失所望。其实，最寒冷的冬天已过去，春天还会遥远吗?问题是有些人等不到春天的来临，已经在冬天的末期冻死了。到1996年春中国大牛市真的来临时，许大师的投资通讯及影响力早已在大陆的土地上销声匿迹。
从以上四位大师的经历来看，他们都有叱咤风云的走红期，也都有被市场戏弄的背运期。有趣的是，美国的三位大师都在看准一个空头市场而沾沾自喜之后，随之被一个更大的多头市场所淘汰。他们的经历与波浪理论中的交替原理相吻合。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日风流人物。在股市中生存应在言行意三方面都谨记“谦受益，满招损”。我在给股民或公司员工讲课时经常说，牛顿是物理科学界的巨人，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等科学原理。但他却诚恳而谦虚地说：我就象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时常为拣到几块漂亮的贝壳沾沾自喜，却面对真理的大海视而不见。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四)
三、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石
技术分析是以预测市场价格变化的未来趋势为目的，以图表为主要手段对市场行为进行的研究。市场行为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价格、成交量、达到这些价格和成交量所用的时间。技术分析有三个基本假定或前提条件：
(一)三个理论前提
1市场行为包容一切。
包容性是技术分析的基石。技术分析者认为，能够影响股价的任何因素——经济的、政策的、心理的等等——实际上都反映到价格及其成交量上了。
技术派研究市场运动的结果，基本派则追究其前因。技术派当然知道市场涨落肯定有原因，但他们认为这些原因对于分析预测无关痛痒。既然基本面信息已经反映在价格之中，那么再研究它们就多余了。图表分析抄了基本分析的近道，反过来却不然。
许多技术分析者不愿意接受“多余”的信息，因为它们有可能影响或干扰他们研读图表的工作。图表派元老约翰·迈吉(John Magee,《股市趋势技术分析》的作者)就是工作在真空之中的典型人物。他在麻州春田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工作，连窗户都用木板钉上，以防外界干扰。他曾说过：“当我走进这间办公室，就把世界留在外面了，我只专心于研究我的图型。这个房间不论是在大风雪或是6月里月色皎洁的夜晚都一样。在这里，我不会对客户不尽职，看见太阳出来就说‘买进’，看见下雨就说‘卖出’”。
技术派认为，在出入市具体时机的选择方面，技术分析更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当一个重要的市场转折初露端倪时，市场常常表现得颇为奇特，从基本面上找不到理由。而技术派此时却比较自信，当大众常识同市场转变牛头不对马嘴时，也能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应付自如。他们乐于领先一步，当少数派，因为他们明白，个中原因迟早会大白于天下，不过那肯定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既不愿意也没必要坐等，丧失良机。
2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
趋势性是技术分析的核心。技术派研究股价图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在一个趋势发生或转折的早期，及时准确地把它揭示出来，从而达到顺势交易的目的。为什么股价会以趋势方式演变呢?技术派认为，这当然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应用。为什么股价涨高了之后会转势下跌呢?据说这是牛顿的地心引力的作用。
随机漫步派代表马尔基尔认为，技术派有关趋势持续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是群众心理的直觉天性。当投资人看到热门股节节上涨，就急着想加入抬轿，所以涨价本身造成支持未来涨价预言的实现。第二是因为公司基本资讯取得的不公平现象。某些有利消息发生时，总是内部人士最早知道并买进，造成股价上涨。他们再告诉他们的朋友，朋友跟着买进，然后专业人士得到了消息，大型机构法人大量买进。最后你我这些后知后觉者也知道了跟进，使价格涨得更高。有利多消息时，这个过程使价格逐渐上涨；反之，则逐渐下跌。
尽管马尔基尔的观点能够部分地解释个股上涨或大盘短期上升的原因，但并不能揭示出股市长期趋势的成因。自1932年以来，美国股市基本上呈现底部不断抬高的大牛市。自1990年以来，我国股市大体上也呈上升趋势。这些用“群众心理的直觉天性”与“基本资讯取得的不公平”是不足以解释的。艾略特曾说过：如果你把新闻和消息作为市场走势的动机，那么去赌赛马你或许有较好的运气，你不必在股市里，依赖走势去正确地猜出某一条新闻的意义。
马尔基尔认为，股市运动只是一种随机漫步，但又说“买入长期持有”是比技术操作更有效的投资策略。实际上，“买入长期持有”策略本身就是以股市长期趋势走牛为基本前提的，只不过马尔基尔本身未自觉地意识到而已。
3历史会重演。
历史会重演说得具体点就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隐藏在历史里，或者说将来是过去的翻版。
技术分析和市场行为学与人类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股市历史会重演，正如圣经所说“阳光底下无新鲜事”。
历史的重演表现为时间周期的再现与价格型态的重演。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我国股市存在着平均为17个月的循环周期(见下图)，但要说明两点：第一，17个月的循环有时为重要顶部，有时为重要底部。第二，17个月循环是个平均数，有时延长，有时缩短。如果大家重视这种循环周期和注意到去年12月强弱指数与KD的月线与周线值都非常低了，一定会抓到这波大行情的底了。
例二，美国华尔街两次股灾的惊人相似。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大崩盘；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又一次暴跌。这两次暴跌，在发生的季节、时间间隔和价格形态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请见下图与下表。1929年 1987年(闰六月)太阳历法 中国农历 星期 太阳历法 中国农历 星期春季低点 5月31日 四月廿三 五 5月20日 四月廿三 三夏季高点 9月3日 八月初一 二 8月25日 七月初二 二秋季高点 10月11日 九月初九 五 10月2日 八月初十 五崩溃 10月29日 九月廿七 二 10月19日 八月廿七 一
需要说明的是，从阳历上看，两次股灾高低点的时间差了11天；但从阴历上看，最多差1个月，考虑到1987年有闰6月(即农历6月有两个)，实际上两次股灾高低点的时间最多仅差1天。上图是根据阴历日期绘制的。
股市历史是存在重演的现象，可是像1929年和1987年两次股灾那么惊人相似的例子是很少的。股市历史经常会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演，因此许多股民不能正确地予以识别，一次又一次地与股市大机会失之交臂，或一次又一次地被股市戏弄而套住。
股市是按照人性的弱点来设计的，人性弱点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股市历史会重演。我们只要善于学习调研，并努力克服战胜自身的人性弱点，就很有希望在股市上脱颖而出。
(二)兼容并蓄方为大道
基本派与技术派争吵了一百年，这情形如同武林中正派与邪派的争斗。其实，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并非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正如约翰·墨菲所说：“在两条道路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用来进行市场分析。我既认为技术性方面确实领先于已知的基础性方面，同时也相信，任何重大的市场运动都必定是由潜在的基础性因素所引发的。因此，道理很明白，技术派应当对市场的基础性状况有所了解。如果图上的重大价格运动别无解释的话，技术分析师不妨向他的基础派同事请教，看看从基础性方面怎么看待这个变化。另外，考察市场对各种基础性新闻的反应，也是寻求技术性指标的绝好的办法。基础派分析师也可以利用技术性因素来验证自己的判断，或者提醒自己市场上可能将要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故。基础派通过研究价格图表，或者借助于计算机趋势跟踪系统作为过滤措施，可以避免开立与当前趋势相反的头寸。价格图上一些不寻常的变化可以充当基础分析师的警告信号，提醒他更仔细、更深入地研究基础性环境”。
波浪理论爱好者在研判股市中长期走势时，常常会有几种数浪的备选方案，此时基本面的研究可能会对波浪分析者有所助益。柏彻特在《艾略特波浪理论》一书中，对于每一波形成的基本面背景做了很好的概括。
凯恩斯曾将选股形象地比作选美。我们具体作一类比。美女竞选夺冠一般要具备三方面的优势：外在美，即形象佳；内在美，有知识教养；人缘好，许多人捧场。我们选股时最好也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外在美，图表漂亮；二是内在美，企业素质好；三是人缘好，庄家青睐，散户乐于响应。
技术分析者在选股时，往往能挑出几十只图表都不错的股票，这时再对它们的盈利水平、成长前景、股本规模等基本面因素加以比较分析，再对热钱流向、成交量分布等资金面动向进行研究，最后综合技术面、基本面、资金面三方面的信息，可能会产生比较令人满意的股票组合。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五)
四、基本派与随机漫步派的责难
马尔基尔(B·G·Malkiel)写了一本名著《漫步华尔街》，此书成为目前美国著名大学MBA投资学课程的指定参考书。在此书中他对技术分析进行了全方位的猛烈的抨击。
1技术分析师都没赚到钱，其水平肯定不怎么样。
马尔基尔挖苦地说：“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技术分析师的鞋子经常都是开着口的，衣领也常磨损了。我个人就从没见过一个投资成功的分析师，破产的倒看到过几个”。其实，巴菲特也持类似的观点。
我们认为，马尔基尔此话言过其实，有失客观。众所周知，技术大师江恩在20世纪上半叶从美国市场上赚到了5000万美元。江恩能在25个交易日内，使得起始资本450美元成长为37000美元。《纽约时报》1984年2月18日商业版报导说：“1983年全美操盘手冠军交易中赚到最多钱——140万美元——的人是马丁·舒华兹。他的期货交易帐户成长了175.3%。舒华兹先生是一个38岁的前证券分析师”。远的不说，我国技术分析派中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多得是。
2技术分析如同占星术与炼金术，技术大师终会被市场所淘汰。
马尔基尔认同：“技术分析是和占星术同类的科学”。“在科学方法的检验下，技术分析的根基显然和中世纪的炼金术差不多”。“没有一种技术分析能持续超越令人心安的买进持有策略。漫步理论的基本结论就是：技术分析的方法不能用以拟定有效的投资策略”。
他还说：预测市场的人这么多，总有人说中最后一次或多次的大转折，但没有人能永远正确。可以这样说：“听信股市大法师预言的人必抱憾以终”。
在股市上不能以一次成败论英雄或狗熊，任何人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无论是基本派大师巴菲特、彼得·林奇、巴鲁克、格拉汉姆，还是技术派大师江恩、柏彻特，或是哲学派索罗斯都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至于说到技术预测之结果不如长期持有策略，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马尔基尔生活的年代正值美国持续近70年的大牛市，长期持股多半能赚大钱。但是在1989年前后买入的日本股票或台湾股票并长期持有到今天，多半还亏钱1/3以上。
3无用的技术分析师还在股市上生存的原因。
马尔基尔挖苦道：“技术分析的理论只造福那些推销这类服务的技术分析师和雇用他们的证券公司，因为分析师鼓励投资人多买多卖，为号子赚进更多手续费”。“技术分析师没帮投资人的忙，但却促成了买卖，帮了经纪商的忙”。
技术分析师具有多创手续费的功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例如在我国股市中，如果按基本派的标准，平均市盈率高达57倍的情况下，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寥寥无几，岂不是没有什么买卖交易了，证券商吃什么?国家印花税项的收入岂不是大大减少了吗?但是话说过来，技术分析师并非都主张短线交易，不少技术人士都主张中线投机。如果说技术分析师是多余之人，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版那么多的技术分析书籍，为什么技术派观点还会流行于市呢?(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六)
五、技术分析的玄奥性
(1)自然界的感悟
查尔斯·道和艾略特都从大海中得到启示。道氏用大海的潮汐、浪涛和波纹来比喻股市的主要、次要和短期三种趋势。艾略特发展和细化了道氏理论，指出牛市(涨潮)有5个推动浪，熊市(退潮)有3个调整浪；并把费氏数列作为波浪理论的数学基础。费氏数列即：1，1，2，3，5，8，13，等等，以至无穷。这些所谓的神奇数字之间的比为0.5，0.618，0.382，0.191，0.809，1.382，1.618等，都是涨升或回调常见的比例。
波浪派掌门人认为，自然界中有许多动植物甚至人都符合神奇数字和黄金比例，股价波动实质上反映了人们的情绪波动，因此股价波动表现为费氏数列式的波浪运动就不足为怪了。换句话来说，他们认为人的物质构造是符合神奇数字和黄金比例的，因此人的情绪波动也是如此，所以反映人们情绪波动的股价涨落也不外如此。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但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2)圣经的启示
江恩是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宣称在圣经中发现了投机市场的自然法则。1927年他在《空间隧道》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有三个目的：其一，描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罗曼史；其二，道德教育，证明圣经上许多自然法则；其三，显示科学、预测和备战的价值”。“圣经中描述了通向成功的关键过程，从那里你可以知道所有想知道的，得到所有想得到的，满足你的需求和愿望”。
江恩在中青年时也许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所以曾用神谕般的口气说：“我们拥有一切天文学及数学上的证明，以决定市场的几何角度为什么及如何影响市场的走势。如果你学习时有所进步，而又证明你是值得教导的话，我会给你一个主宰的数字及主宰的字句”。但是，他到晚年时，显得十分保守，非常谨慎，比较低调。我想这也许是市场教育或修理他的结果。在投机市场中，如果你自以为是“神”，那么真神一定会好好地戏弄或教训你。
里奥·高夫在《一次读完25本投资经典》一书中评论道：“甘氏(指江恩)就象一种宗教信仰，你要不就相信，要不就不信”。“甘氏对于自然界充满重复模式的玄奥论调相当着迷”。江恩指出：“人的本性不会变，这就是历史一再重复，以及股市在某些条件下年复一年，和在不同时间循环下运行极为相似的原因”。由于江恩的理论深受圣经的启发，又以人的本性难移作为时间循环周期的根据，所以显得玄奥而神奇。
(3)“一语成谶”论
“一语成谶”论也可以说成“预言自我应验”。有些反技术派人士认为：近年来绝大多数图表型态流传广泛。许多投资者把它们牢记于心，常常根据图型不约而同地行动。于是当图型发出“看涨”或“看跌”的信号时，买者或卖者一涌而上，结果产生了“预言自我应验”的现象。
技术大师约翰·墨菲指出：事实上图表型态很客观，而研读图表是门艺术(或者说是“技巧”更恰当)。图表型态几乎从来没有清楚得能让有经验的分析师意见一致的时候。疑虑重重、困惑不解或者见仁见智才是家常便饭。技术分析有许多种选择，各种选择相互之间经常合不上榫。有条条大道，但不全通罗马。即使大多数技术人士预测一致，所见略同，由于各自的投资策略不同，他们也不一定在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入市买卖。
墨菲还写道：我们一般把预言自我应验论看成是对图表分析的反对意见，其实说它是赞誉或许更为恰当。要是有哪种预测技术如此广受欢迎，以致于能影响市场，那它非得出类拔萃不可。您不妨琢磨，为什么提起基本分析时，很少有人会顾虑它也会出现自我应验的问题呢?如果“一语成谶”果有其事，那么它天生也会“自我修正”。
(4)“众信不灵”论
马尔基尔指出，假如你检验过去任何一段时间的股价，你几乎总会发现某些理论在某一段时间有效。不同的选股标准只要测试够多，总会找到一种可以挑选出当时最佳股票的标准。但是一旦这种规律广为人知，大众的集体行动将会使这种现象再也没有发生的机会了。如果这种规律只有一人知道，他会自行利用直到累积巨富为止，他当然不会将真正有用的技巧与别人分享。任何成功的技术策略迟早都会自食其果。这就是我认为没有人能依赖技术分析，持续获得高于平均报酬率的基本原因。任何成功的技术分析方法，最后都难免自我毁灭。
1980年，韦尔德在香港演讲时也说过一段与马尔基尔类似的话：“过去7年来，这是一套卓越的系统(指其发明的指标系统)，但要记住一点，交易系统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能力，每当我们教授该系统之后，它便会暂时停止发挥功能”。7年后，韦尔德摒弃了他亲手发明的包括相对强弱指标在内的指标系统，创立了主张顺势而为的亚当理论。
神秘文化中有句话：“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可是在技术预测上，大众都信则失灵。例如，中国股市存在17个月周期，在1998年许多股评人士都预测股市将在10月见底，许多股民都打提前量，结果股市提前2个月在8月见底。此事使得股民对17月周期抱有怀疑态度了，结果就在1999年12月(1998年8月之后的第17个月)发动了此轮大升市。这正如中国先哲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换句话说，股市规律说给大众知道，结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遭天谴”。看来西方的道氏传人有必要从东方的道家等先哲那儿汲取大智慧。(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七)
六、技术分析的科学性
技术派认定股价波动具有趋势性与规律性，基本派与漫步派则否定股价波动具有趋势性与规律性。众所周知，科学是揭示规律的一门学问。要论证技术分析有无科学性，首先需对股市规律性问题进行探讨。
1四种规律
《波浪理论》的译者王建军先生对自然辩证法有较深的造诣，他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人类目前所掌握和运用的规律大体上可分为四种，它们的预测能力或准确性也各不相同。
第一种是决定性(或确定性)规律。它预测的准确性几乎是100%，或者说在严格条件下就是如此。这是自伽利略、牛顿以来整个科学和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工具和理想状态，这就是三四百年来决定论、机械论统治科学，影响科学的时代。可惜，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界远非这么简单、乖巧，让人类轻易地就这么征服、驾驭了。
第二种是统计性规律。用它作预测是允许有误差的，10%以下，甚至更大的误差都是可容忍的。从上个世纪以来，决定论无能为力的科学领域，统计性规律大行其道，特别是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领域。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长期论战，除去双方理论上的对立之外，在方法论上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决定性规律与统计性规律在科学中的作用。
第三种是模糊性规律。它甚至可以容忍20-30%的误差，因为它是建立在“互克性原理”之上的，它认为：认识或算度越精确，意义就越模糊。这种理论由美国的查得(zadeh)创立后，近二三十年来已有很大的发展。
第四种是经验性规律。它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倒更容易带有个人色彩，它对误差容忍的范围更宽，出现40%以上的预测误差仍可以认为此规律有效，只要预测误差不高于50%就可以了。
如果预测误差高于50%就与赌博、掷骰子无异了，这是由概率论中的“大数定理”证明过的。
2技术分析揭示的是何种规律
基本分析派大多抱持“股市趋势不可知”的理念。例如，彼得·林奇也认为：尝试预测股市未来一二年的走势，根本是不可能的。再如，巴菲特说：“让我再重申一遍：对我而言未来永远是不明白的。”一个人可以“预言”股市的趋势，就好象一个人能够预测一只鸟飞离树梢时它将从哪飞走一样，但那是一种猜测而非一种分析。既然巴菲特认定股市趋势无规律，不可测，那么他当然不信技术分析具有什么科学性了。他甚至挖苦说：“我们一直觉得股市预测的唯一价值在于让算命先生从中渔利”。
随机漫步派也认定“股市趋势不可期”，技术分析的有效性和掷硬币的结果差不多，即50%左右。他们认为，股价波动如同随机漫步，上升与下跌的概率差不多。要说技术预测的准确度恐怕也会服从于概率论的“大数定理”。
由于基本派与漫步派都抱定“股市趋势不可知”的偏见，因此他们绝不会费心去研究技术分析理论的。依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基本派人士都对技术理论知之皮毛甚至全然不知，就象认定宗教是迷信的人，一般是不会有耐心研究宗教经典的。当然象马尔基尔这样的学院派人士是例外，尽管他们很讨厌技术分析，但为了教授学生才不得不戴起有色眼镜来批判性地研究技术理论。 根据我研究技术分析九年的经验来看，至少从我国股市的实战来说，技术分析运用得当，预测市势(特别是大盘的中级趋势)的准确度也许在60-70%。也就是说，技术分析所揭示市场规律介乎于模糊性规律与经验性规律之间。正如墨菲所说：有的人因为所知有限，就说技术分析是“算命打卦”，这当然是偏见。然而技术分析也不是令您一夜暴发的聚宝盆。它是基于历史资料、心理学和概率统计规律之上的、预测市场的一种途径，肯定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门技术成功明显地多过失误，经受住了交易实践的历史检验。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股市投资理论或方法都不能拟定出总是有效与永远正确的投资策略。好在技术派比基本派和漫步派都更加重视风险管理，这样做即使判断失误也不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3技术分析到底是什么?
技术分析既具有一点玄奥性，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技术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股市的趋势性和规律性，因此可以说具有一些科学的成份。技术分析的应用是一门艺术，需要高度熟练的技巧。技术分析的作用应该辩证地看待，因此与哲学也沾一些边。世界上许多事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很久以前，自然科学界对光的性质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有人坚持说光具有波动性，有人反驳说光具有颗粒性，但后来科学证明，光具有“波粒两象性”，即既具波动性又具颗粒性。我们上大学时被告知，哲学的基本命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我现在真弄不清电脑是物质还是精神，是存在还是思维。看来对待世上的万事万物都要有包容之心，此谓“有容乃大”。
技术分析是什么?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何者有效?投资分析是科学还是哲学抑或艺术?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一位喜爱排解纷争因而赢得现代所罗门王封号的犹太长老，被请去解决两位哲学家之间的长期争论。第一位争论者热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长老专心聆听后，沉思了一下，宣布道：“你说得对”。接着第二位哲学家以相同的热忱和说服力滔滔不绝地陈述，并指出第一位不可能正确。长老点头同意，表示：“你说得很对”。一位旁观者看得莫名其妙，向长老提问：“你对两人都说很对，但他们两人的主张完全抵触，不可能都对啊!”长老很快就给了答复：“你说得对”。这位犹太长老已代我回答了以上问题。
技术分析是科学还是玄学(八)
七、技术分析在我国流行的原因
在美国华尔街，也许90%的分析师都自认是基本分析派，因为他们认为图表专家缺乏权威和专业素养。但在中国股市上，或许90%的分析师都热衷于用技术图表来测评市场，有些技术派人士甚至认为基本派人士多半是不学无术之辈，只是消息派或内幕派的代名词而已。在我国报刊登载的股评文章中，波浪、时间周期、技术指标、图表形态、移动平均线、趋势线之类的技术词汇比比皆是。如果哪个股评家不懂技术分析理论，不善用技术方法来测评市场(特别是大盘)趋势，那么他(她)是难以在我国股评界立足的。为什么大洋两岸的分析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
1我国股市是一个高度电脑化的市场，电脑化是技术分析流行的物质基础。
早在1991年深沪交易所创建时，电脑化就成为我国股市交易的重要手段。据行内人士介绍，我国证券交易的电脑化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在我国，电脑撮合交易和电脑揭示行情已有近九年的历史。随着即时行情揭示系统在各证券部的建立，钱龙、汇金、金融家、宏汇、通达信等行情揭示分析手段被越来越多的股民所掌握。在每个交易日开盘期间，每个股民都可以在证券部电脑上看到每时每刻的大盘或个股的技术图形及指标。如果我国证券电脑化程度不高，股民要每天手工画图表并计算技术指标的话，技术分析就绝对不可能那么流行。有人可能会说，欧美股市的电脑化程度也很高，为什么技术分析在那儿吃不开不流行呢?
2我国股市是一个高度投机的市场，投机化是技术分析流行的心理基础。
马尔基尔指出，基本派相信市场是90%的理性，心理因素仅占10%。因此他们不太注意过去价格的变动模式，反而致力于推敲股票的投资价值。技术派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相信市场只有10%的理性，90%是心理因素。他们大多认同空中楼阁理论，将投资视为猜测其他参与者行为的游戏。
我国股市目前的平均市盈率高达50多倍，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与B股、H股、法人股的价格相比较，价差小的是几倍，大的是十几倍。如果让价值分析之父格拉汉姆投资中国A股，他一定会耸耸肩，皱皱眉，一筹莫展。基本派的投资信条是买股票视同于买公司。如果让你买某只市盈率高达50多倍的股票，并不准你卖出，只让你分享每年的红利，假定过了50多年才能收回你的投资本钱，你干不干?我相信你一定不干，因为你想干的话，为什么不下手买廉价的B股、H股、法人股呢?如果你不干，恰恰说明你是一个股市投机客。
在高度投机市场上，基本分析并无多大的用武之地；政策分析和庄家分析虽有用武之地，但提前得到此两类情报并非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故而技术分析就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了，因为价格与成交量的信息对于人人都是可公开及时取得的。
3我国股市是一个以散户为主体的市场，散户为主是技术分析流行的群众基础。
发达国家股市大多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大基金与大投资公司管理着少至几十亿美元多至几百亿美元的资金。我们试想一下，巴菲特管理着160亿美元的资产，即使他主观上想用技术分析的策略来投资，客观上也是很难操作的，因为船大难以及时调头。所以说，华尔街大机构投资者信奉基本分析，一是由于美国股市的投机程度普遍上看不如中国股市；二是由于他们规模太大无法有效运用技术策略来操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在国外股市上，一般而言，以技术分析闻名的投资者操盘的规模都不会很大。)
我国股市目前还是一个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个人投资者的资金规模一般在几万至几百万之间，少数人在千万或上亿的规模。散户船小好调头。一看趋势线向下有效突破了，拔腿就跑；一看型态的颈线向上有效突破了，全仓杀进再说。一看个股放量创新高了，追进就是了，但如果他们是运作几十亿规模的基金管理人，就不能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了。
综上所述，电脑化、投机化、散户化是我国股市技术分析流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随着指数期货的推出和发展，技术分析将有着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随着各类基金和大投资机构的兴起与发展，在我国股市经历过一次甚至几次投资价值回归式的大调整之后，技术分析的市场才会慢慢地变小，基本分析的市场才会逐步地变大。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思爱 | 2008年03月9日
最近认真看了好多位前辈的系统，也做了一些尝试。我现在对于各种分析和操盘系统基本持否定态度。任何技术指标，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去看K线和成交量而已，想通过分析历史去预测未来，永远只能徘徊在一定的概率，是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这个概率很有可能能达到大家需要的目标，那就是超过50％，可是那错误的百分之二三十足以让你毙命，因为你心里太相信系统了，总在错误的时候加码。
自然界中的食肉动物不到万不得已时，是绝对不会去进攻没有把握的猎物的，极其饥饿的情况除外。擅长捉老鼠的猫，见到很大的老鼠，经常也会绕道而行。很多分析系统教我们分析市场走势，却没去分析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正因如此，很多技术很好可入门时间不长的股友暴仓了，而老手即使不晓得分析也总能逃过风险。
与其花全副精力去分析研究市场，还不如好好休息，养好精神，在市场上捕捉去那些非常明显，只需很少的止损额度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可能够让你保存资本。当捉对了行情时，也不要急着贪吃，在你的利润内逐步放大止损空间，说不定小猎物就变成长期饭票了。
Category: 金融股票 |
评论关闭
标签：
